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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论”回归邓路线,并未堵死政改路--体制内民主派应放眼十九大

   自6月25日胡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政治讲话以来,《人民日报》连续5次发表评论员文章。此种高调宣传,为胡执政以来所仅有。在外界(如周看先生)看来,胡的讲话是拒绝政治改革的宣言书。

   综合来看,此种判决未免有失偏颇;因为胡讲话的表面核心就是“四个坚定不移”,也可以说,是对“三个代表”的超越,而在自身逻辑上可称为“284变化”。胡上台伊始,想俯就底层民众的“思毛情结”,提出“两个务必”。这个“2”在给普遍腐化的党员干部敲警钟不起作用之后,胡又提出“八荣八耻”,这两个“8”经为时不短的提倡,仍未对党风起到纠端作用,社会对贪腐问题反应依然强烈,社会上群体事件频率增高、规模增大。

   之于两个“8”不起作用的情况,党内民主派(——准确地说,还没有“派”,只是零星“人士”)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方向。此论一出,对中共理论体系冲击非常之大,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面临全面垃圾化的前景。反映在胡说话中,就是“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有不少不利因素”之二谓。但是,一贯使用弹性手法的胡并没有拿科学社会主义的合法意识形态来围剿民主社会主义,反而示以“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改方针”。

   这种论调可以成为“适应论”。

   象征性重复法定意识形态的作用又不堵死变革的道路,是邓小平政治的一贯手法。这个手法也有近一个半世纪的传统可依,经典地说,就是李鸿章在洋务运动初期将英法外文当成方言对待的策略——上海设广方言馆的奏议,以及开算学与天文学同时又开“国学课”,等等。

   今日胡之“284变化”,率先以解放思路为首论,也是翻新邓的一贯政治表达策略——凡有所动,均以“解放”为由头。在这次回归邓小平的战略措置之时,“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放在了第二位。这意味着前一段左派否定改革(与民间自由学者之否定风马牛不相及)的风头被刹住。另一方面,回归邓就意味在六四问题仍坚持“风波性”政治定论,换言之,平反六四暂无希望。在这个背景下看邓林的“香港放话”,就不在是偶然和孤立的事件。为保证自己正统的地位不被动摇即牢牢控制十七大的主导权,胡回归邓的另一话语制高点,就是重提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之于“适应论”,究为何物,胡的讲话并没明确指出来。倒是以创造“一党条件下同样可以搞民主”理论的王长江(中央党校教授),提出相应诠释:其一,发展民主并一定要多党制,即共产党没有被轮换的风险;其二,一个政党可代表“各主要阶级,阶层和集团”;其三,不管政治改革怎么进行,已成大江东流之势。

   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热潮,极左的《人民网》虽然持口诛笔伐之态,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吸收其某些合理因素”。

   就在6月12日《人民网》发表极左理论家们《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文之后6天,即6月18日,《经济观察报》“编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的文章《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介绍1988年末至1989年初中国一个考察团,考察瑞典的心得。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他们(瑞典人)所讲的社会主义是有条件的,即在前面必须加上‘民主’两个字”。编者声称此文是配合胡参加完八国集团峰会,对瑞士的访问而专发的。该文占了《经济观察报》两个整版。从侧面上可以说,民主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体制内主流知识分子的共识,并得到了民间自由学者中的“温和异议”的认同。

   在《人民网》极左文章与《经济观察报》“中间偏右”的文章之间,《南风窗》半月刊(2007年6月16日)在<新闻眼>专栏,刊发胡与瑞典国王在“哥德堡”号帆船上的轻松照片,短文名为《走近瑞典模式》。此中含义自然不必牵强附会,但是也说明民主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乃至于普通文化阶层所认可的东西。

   没有人能挡得住民主社会主义这一“中性”思潮在中国“泛滥”,除非再发起1986至1989那样官方“反自由化”运动,并由此再制造一个“八九。六四”。但是,中国已经不存在第二个六四的生成机制,所以为寻求真正的温和渐进政治改革道路,我们(民间自由学者的相当部分)应当以各种方式鼓励中共党内“民主派”(人士),放眼中共十九大,在胡的“适应论”的新法统下,届时使民主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官方的合法意识形态。

   为什么说要寄希望于十九大呢?因为:(一)十七大不可能完全淡清江泽民政治的影响,尤其人事安排上要靠利益平衡,体制外人士也必须对此有相当“容忍”;(二)十八大是一个胡路线得以成熟的时机,也是检验其“适应论”是否诚实的时期。(三)一旦该论属实,那么就需要一批头脑灵活、富有战略见地并通贯中西学问的人士出现在中共权力核心层。

   民间的具体诉求战备位点可以是:(一)要求政府继续走“多党化”模式,现在有科技、卫生两部首长已经“非中共化”,按此路线,可以要求司法部首长“非中共化”;(二)暂缓军队国家化的诉求,要求审判体系非党化,即各级大法官应该是无党派人士,合法地破除中共的政法委体制;(三)推动全民公决方式入宪,以解决国家面临重大危机时的困局。可以预见,从中共十七大开始到十九大结束,如果“全民公决入宪”提案得以落,中国的民主必然会安全而相对完善地来到。

   顺便一说,本文不是对所有异议人士及组织的呼吁信,而是一份简单的政治分析报告,但是,异议力量在新形势下的策略及战略调整必将决定中国未来民主的质量。

   2007年7月4日写于绵逸书房

   首发议报第3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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