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主张无条件废除死刑的人，但是，作为一个法律外行人，我实在没有相应的理论素养来论述这个问题。

   对此主张的支持点，我只有两个：一是对历史的了解，如汉文帝刘恒在小女子缇萦愿做官婢赎父刑的请求下，废除了肉刑，这是历史上十分人道主义的进步；二是现实的经历，在看守所长达13个月的关押中（1999年9月2日～2000年10月9日），我看见过许多凶顽、骄横的死刑犯，在“上路”之前都变得那么脆弱，有的甚至大小便失禁。

   想想郑筱萸在听到一审死刑的宣判时的惨淡情况，你就会推知一个面临五分钟后子弹穿破头颅的人的反应了。

   与我关在同一号里的一个杀人犯，犯有轮奸、杀人、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等几大罪名，在等待判决的日子里，他被号长委派到我名下当“服务生”──每周给我洗两次衣服，以换取一些（炒菜的）菜汤与方便面，还有廉价的香烟。我讨厌他，不让他干这些活儿（──别人以我怕他），至于菜我也是分他一半，方便面与烟，随便取。但是，当他要求我代写上诉的时候，我一口回绝（──人们才知我并不怕他）。我告诉他：“你作为一个生命体是很可惜的，但作为一个理性动物简直连猪狗都不如！”这话伤得他太重，看守所的警察怕出乱子（──比如晚上他用镣“缠死我”），把我调到另外一个号里。

   后来，听别人说，我的几句话把他“噎”坏了，以至于好几天望着铁窗棂子发呆……

   等我被从看守所送监狱时，有不少犯人送烟、香皂乃至于裤头，我得一一去回谢。我走到他呆的那个号的小观察口前，本想说句“对不起”，但他躲到了一个我看不到的角落去了。

   后来，他们同案的五个人都被枪毙了。

   今天，郑筱萸也“上了路”──估计是以打毒药针代替枪子了。但是，我仍想明白：郑莜萸在临死之前，对他自己过去的狂妄作何感想？也就是说，用不着讨论他的经济犯罪本身，而是看看他有没有对自己“代表国家”时对高纯的伤害表示什么。

   在中国这种新闻管制的社会中，这个故事只能留给历史了。

   我想，当他高声指斥高纯是神经病时，他和我见过的犯有轮奸罪的死囚，本性上没什么两样；我想，当他咆哮着指责高纯没有资格时，他和我见过的同一个犯有抢劫罪的死囚，在本性上也没什么两样；我想，当他把自己夸大成国家的代表时，他和我见过的同一个犯（猎枪）杀人的死囚，本质上并没二致。

   当郑先生生命结束，不再代表国家之时，给郑先生的同事与同志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教训呢？

   不是贪污不贪污的问题，也不是受贿不受贿的问题，甚至不是包几个“二奶”的问题（──这项与郑先生无关）。

   那又是什么呢？

   答案是：我们的政治体系为什么制造了这么多迫害狂、生产了这么多权力妄想症患者？

   直白地说：今天的郑筱萸与昨天李真，首先不是个经济犯，而是个病人──害有迫害狂那样精神疾病的不正常的人。当然，似乎已经被人们淡忘的程维高也是这样人，他一句话就把郭光允劳教了，因为不受约束的权力首先产生的不是腐败，而是人类本性上那种可耻的暴力冲动。

   古人有语：丧心病狂，出于极热。

   真可惜，身为药监局局长的郑先生，在生前竟然没有批准一种治疗“丧心病狂”症的药品。这项未完成的工作，会在新任局长任内完成吗？

   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地说：郑先生的未亡的同事与同志们太需要这种药了。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