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电评论说：目前，北京权力核心发出的敦促贪官6月底自动交代问题的指令，是一次打击贪官的收网行动。
   
   但是，鉴于历史教训，任何一场非民主制度下的大规模“肃贪”，最后都会成为政治闹剧。之于中国大陆，运动型的肃贪未必全是坏事，但根本上是要从制度建设上下手，给人民真正参政、议政的机会。我不相信：一个连姚立法那样的好公民都接纳不了的制度体系，会治理好我们人口基数如此庞大、地区性差异如此多样化的国家，更不用说彻底解决腐败顽症了。
   
   一、“剥皮实草”算什么？

   
   回观中国历史，肃贪最力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鉴于元朝官吏“除了不要脸以外，什么都要”的腐败状况，对贪官采取了极为严苛的刑罚：贪污60两银子以上，“剥皮实草”——像集市上卖鼠药的摊子上那种填了草的老鼠皮之状。但是，到永乐十九年，国家调查表明“贪污官吏遍布内外”。从建国到永乐十九年仅仅53年，从“剥人皮”到“遍地贪”，真是个巨大的讽刺！
   
   这个讽刺落实到共产党中国，那就是从毛泽东枪毙刘青山、张子善到江泽民放纵周正毅、陈良宇，这么一个过程。这个由江而毛的历史流变，可戏称为“毛枪江放”。
   
   再看中华民国历史上蒋太子在上海发动的以“救亡图存”为目的反贪运动，最后不过落了个“只打老虎，不打苍蝇”的结果吗？
   
   二、天听自我民听，“谣言”犹在耳乎？
   
   中共在所谓的第三代开启后，江泽民集团在元老陈云的指导下，开展“教育、清理、整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俗称“社教”或“教清整”），结果又是什么呢？赢得的是一首人们至今记忆犹新的民谣，谣曰：
   
   单位来了社教队，
   
   一天一瓶古燧醉（酒名）；
   
   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
   
   喝得单位没经费、喝得两口子背靠背；
   
   老婆告到纪检委，
   
   书记说了：来了客人，不喝也不对！
   
   教清整（或社教）草草收场，江泽民再拿陈希同开刀，以此为“独立之作”，但北京很快又出了总结性民谣：
   
   大腐败做报告，中腐败拍手笑，小腐败吓得嗷嗷叫。
   
   这个民谣最后落实到了党内高官的一句问责，就是：“为什么江泽民政治以反腐败开始（抓了政敌陈希同），而终以更烈的腐败结束（江的盟友陈良宇被揭出）？”
   
   三、“最高国策”导致的政治道德彻底崩溃
   
   目前，我们尚没法给“胡温新政”主导下的大规模“肃贪”行动下结论，但按历史逻辑与中共内部的潜规则而论，这很可能是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走过场”的运动，干脆就是一场政治闹剧。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有三：
   
   其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高峰的江泽民时期（以彭佩云为主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较正面的循吏思想即坚守最后政治道德底线，被完全冲垮。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中的标语讲“上吊不夺绳、喝药不夺瓶”、“宁添坟头，不添人头”，把对人（特别是社会最底层农民）的尊重完全抛掉，与此同时，计划生育罚款收入至今没有一个哪怕最一般的开支的表格向公民报告。在执行计划生育“最高国策”当中，这么一大笔以践踏最基本人权为代价的预算外收入，实际上大量地被作为分离集团的基层政权私分、挥霍。有的地方计划生育罚款畸高，但最终乡镇政府却因欠当地饭馆饭费被告上民事法庭。
   
   在疯狂的“最高国策”执行中，践踏人权、泯灭人性与黑箱收支，腐败扩张成为到镇压法轮之前的一大社会奇观。
   
   其二，镇压法轮功作为第二次“最高国策”，让中共干部（官吏）们不仅得到“不讲理是一种好的社会治理手腕”的暗示，而且还会获得政治晋升的机会。
   
   我们姑且不论法轮功现在由于受严重逼迫而形成的仇共态度，只看他初期的动员资源构成，它确实为张皇无措的小民提供了精神安慰。其农村初期信仰人员的两个基本来源就是：（一）计划生育政策受害者，这些人有的被扒了房、抢走了农具（如拖拉机），他们心理上没了依靠，恰好一种新宗教给其提供了暴政下的心灵栖息之所；（二）没有相当财产能力对付灾难者，尤其无钱医病者。中共底层政权完全蜕变成了“罚款党”、“收费党”，谁还去关心“辛辛苦苦五十年，一夜回到解决放”的弱势小民呢？
   
   在另一端，执行“最高国策”的暴力小集团不但得到了经济上的好处，而且还得到了相应的政治奖赏。于是，没有人再认为贪污腐败是真正的罪行，反而是个体能力的表现。
   
   其三，由于政府公务员的基数庞大，工资额度很底，行政权力甚至是党的权力都成了“创收”工具。
   
   到目前，中国官方学者公开承认的收费收入已经达到1万亿以上的规模，换言之，正常的财政拔款根本不足以维持党政机构的运转，靠收费（含罚款）来支持正常运转的义理后果是：不违规、不腐败，就无法“为党做工作”，无法“为人民服务”。于此，腐败有了合法依据，为合法腐败而受到处分的人也成了新的“革命烈士”。这个潜规则是有不少被开除乃至于服刑的中共官吏（干部），仍能领导工资的“道德基础”。
   
   没人相信政府部门（如公安、技术监督）以外的机构可以执行罚款，但中国确实有之，中共党的部门纪检委就有罚款权力。一个党的机构可以执行罚款，创下世界政治史一大奇闻，也是闻所未闻的丑闻。因出了李昌平而闻名于世界的湖北监利县的纪检委，只有44人的编制，2006年总开支310万元，人均8万元。这些开支的大部分来源于罚款收入即300万元收入罚款被财政局以80％的高比例返还。其他部门的返还比例为30%，并且时至今日，还没有哪一级的哪一个审计机构审计过纪检委的罚款收入与支出。换句话说，李金华敢给公安部、铁道部以难堪——审他们的帐目，但对中纪委极其系统却要低头哈腰，因为审计系统也不是净土一篇，他的审计未完，审计高官就被纪检委约去“谈话”了。
   
   纪检委是党治中国制度下反腐败的总阀门，但这个机构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腐败着。湖南郴州的纪委书记曾锦春以受（索）贿8000万元而位居郴州窝案的榜首，便是不争的事实。纪检委腐败正中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一项“黑暗名言”——前堂审奸情，后堂窥奸妇。
   
   首发议报第3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