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失败局面已定。鉴于此状，一些体制内学者开始通过“重新发现历史”的方式，为所谓的下一轮改革提供文化合法性。戊戌变法成为这场建立新的话语霸权的开场白。这，不能不说用心良苦。尽管所谓的第二轮改革已经实际上摒除了社会（公众参与）民主的可能性，但是，戊戌变法的重要性首先是一个被长期以来夸大的历史事件。
   
   夸大这个事件旨在证明：（一）中国晚清政治中产生了资产阶级利益诉求；（二）无论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不能证明资产阶级具有领导中国政治走上“旧邦新命”的台阶，只有中共是“真命天子（集团）”；（三）戊戌变法失败的史实，更能映衬出只有中共才能领导改革的社会政治逻辑。
   
   实际上呢，戊戌变法不过是一笔历史负资产，甚至是一场政治闹剧。做出这样的符合史实的判断，不在于否定中共领导中国政治改革的能力，而在于给中国民主建设提供一次深刻的反省机会。首先，我们应当清楚地知道：戊戌变法是在三十年洋务改革彻底失败的大背景下进行，而不单单是中日甲午海战的刺激所致。如果仅以对外战争重大失败为说辞，那么发生在甲午海战十年之前（1884）的马尾海战应当更有说服力。

   
   洋务运动的失败，其核心原因还是价值体系出了问题，即向西方学器物而不学制度，最后的理论总结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且，洋务运动本身的“重器物轻制度”的选择，就是对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1840）至洋务开启（1860）二十年之间产生的民主思想的阉割。观察此二十年之状，中国觉醒的知识分子如魏源与徐继畲等，均强调效仿弥（米）利坚的总统选举及议会制度。如徐继畲在1848年成书的《环瀛志略》中说：“”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如果一定从比较历史学（不是国家间的比较而是不同历史阶段的比较）之角度看问题，那么，1860至1889（光绪亲政）的三十年洋务历史，恰好是邓小平倡导的改革经过近三十年历程而失败的历史映像，或曰宿命的谶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毛主义的革命最终格局根本就没脱出洋务运动价值体系，毛之谓“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更典型化地实践了“重器物轻制度”机会主义哲学。邓没否定毛的法统与机会主义哲学核心，只不过把“洋”与“古”之用给转化成了不容讨论的“四项基本原则”而已。“毛邓结构”之于1840至1860产生的中国觉醒哲学也是一场大倒退。
   
   戊戌变法无论怎样被毛主义塑造成他们的真正革命的逻辑前提之一，也不用说邓改革如何地取得了较于戊戌变法的民众认同优势，应当肯定地指出：戊戌变法的现实合法化资源仍是从洋务运动那里取来的“废铜烂铁”，因为康梁等人根本就不曾注意被洋务派所重刀阉割的1840至1860的“初始认识”。其次，戊戌变法的基本文化合法性资源是十分反动的，其主体价值来源于肇于乾隆中后期，定型于嘉庆晚期的常州学派，这个学派是庄存与的家学，后经庄存与从子庄述祖传于庄门外甥刘逢禄与宋朔凤。刘逢禄主张孔夫子有“绌周王鲁”之意并“受命改制”；宋朔凤以深研《论语》为务，杂谶神学即附会之说“创立新学”。前者是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思想基础，后者是康有为武断学风的样板。所以，不管康有为领导的这场闹剧在当时有多大轰动效果，本质是与西方思想及制度体系无关，归根到底一句话：“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继承孔夫子的政治资源，但遇到了内在的逻辑不自洽的挑战。因为孔夫子讲究贵族民主，在精英圈子中实现素王理想，但精英圈子是极力排斥改革企图的；孔夫子绝对不会依靠平民民主，因为他的核心主张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夫子自己把悬在“民主的”半空中的现象，同样又在康有为那里重演：一方面，康有为大胆地以学术造假方式实施学术打假，在骂完古文经学的汉代大师级人物刘歆之后，他自就把孔夫子的经典话语改成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以为这个两大胆的逗号是可以使他的改革往平民民主那里大大地靠近，但正如康有为是一个学术人格分裂（即造假方式打假）型人物一样，在变法主张“开国会、设议院、定宪法”的旗号下，于新法实施之时，他又突然说“民智不开，遽用民权，举国聋瞽，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这句1898年的“着名论断”直到11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中共执政集团的一个信条：人民的素质达不到实行民主的水平，故民主应缓行。
   
   缓行论在某种政治策略包装之下又改为民主渐进论，但恰恰以缓行阻民主而大大地败坏了渐进论的政治声誉。
   
   戊戌变法的政治策略也不出大清帝国政变习惯，一如慈禧太后以宫廷政变的形式解决肃顺等8人顾命小集团，以及之后将原来的合作者恭亲王赶出权力核心一样，康有为的改革集团试图以发动政变的方式解决后党问题。由于这个沿接清代及以前各王朝权力非常变化模式的政变企图，使变法在统治集团内部变成了千夫所指的叛乱事件。戊戌变法闹剧的终结，大大地打击了身在广州的汉族重臣李鸿章，因为他一时间曾高引变法者为“同志”，甚至在朝廷下令查杀变法人士之时，他仍坚称“决不当刀斧手”－－想想六四事件之前的赵紫阳的态度，现在的人们就不难猜知李鸿章的情状。
   
   设使戊戌变法得以成功，无疑能够说明洋务运动的政治遗产是有效的、可贵的，而恰恰是戊戌变法没能将洋务运动遗留下来的思想方面“废铜烂铁”锻造成任何有价值的政治器物，才使李鸿章心死如灰，从而也促使他不得不把大清帝国的命运（脉）交给袁世凯。戊戌变法失败后两年，大清帝国发生义和团运动，引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大帝国统治集团在四十年间两次逃出北京（－－前一次是1860年咸丰皇帝逃往热河），实在太丢人了。
   
   第一次出逃引出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全局失败引出了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引出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引出了第二次出逃。对这样的宿命结局李鸿章早有料定，他曾经对孙女婿吴永说过一段难能可贵的真话：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免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被茸，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茸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义和团事件的最后外交处理仍由李鸿章负担（由粤督转直督），实际上是给慈禧在全民面前当替罪羊，所以在签完《辛丑条约》并其后受到俄国“道胜银行协定”的逼迫后，李鸿章一病不起。在临死前，他向机要秘书于枚式口授遗嘱，特别举荐袁世凯接替直督之职，称“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
   
   袁世凯是断送戊戌变法的重大责任人，李鸿章又曾以“维新之同志”自许，这不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矛盾吗？
   
   表面矛盾，实质上有着逻辑必然，戊戌变法之败不过是洋务运动大败之后的一个小败而已。换言之，体用之学短期（如十年、八年）有效，但放在长期（如三十年）则是历史负资产。所以说，中国今日改革开放积三十年而败，亦无什么惊人之处，因为只要不放弃体用之学，更大的失败还会不断发生，直到这个文明在二十一纪中后期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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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6月7日上午腹稿于古运河畔，6月10日下午定稿于绵逸书房
   
   首发议报第3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