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司法公正以及社会机会的平等，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有着与民主法治国家完全不同的念义。在一定程度上讲，你必须认识到：没必要追求理想化的结果，如此，这个“社会”才让你接受；认识到黑暗作为制度性成本存在，才有可能得到利益补偿。
   
   从理论上来讨论问题，一般读者不好接受，那就让我们用案例（故事）来说明吧！
   
   一、加油站与香烟屁股

   
   加油站不允许抽烟，这是连幼儿园小朋友都知道的公共规则。同理，那里要有了烟屁股即烟蒂（过滤嘴部分），肯定是违规。
   
   某一个没有煤矿的“穷地方”，安全生产监督局（简称“安监局”）被内部传说中“煤老板拎纤维袋给安监局送茶水费”的故事给刺激红了眼。他们要搞一把“补充办公费”的小动作，让各加油站交些钱赞助局里的“办公费”。此费用主要用于招待上级来人以及本局的汽车消费。钱不多，比如2千元，但肯定不会开票，也告诉加油站“要自愿”。
   
   如果不交呢？那好，找你的安全隐患，把你原来交的风险抵押金转成罚款。如此，不但原来的“关系”弄僵了，而且麻烦还会不断发生。加油站虽然是利润较大的行业，但有哪一家经得起反复折腾。
   
   也有真不服气的，以为自己各方面都“达标”。那好，别怪执法者不客气：一行人提前准备好刚抽过不久的烟屁股，在检查中有执法人员就悄悄地扔在地上；而后，就叫经理人员“看现场”。
   
   按执法者事后的得意说法，“是跟美国人治李文和那套学来的”。据说，联邦特工在搜查李文和时，会往李文和口袋中塞毒品的，所以，后来李文和不穿有口袋的衣服了。在美国是否有其事，无法考证，但执法官员们肯定从新闻联播中得到了启示。
   
   二、“中纪委算个蛋呐！”
   
   有一家初级法院，审结了一件经济纠纷案件，带着原告去异地执行。与被告见面后，三方协商，60万元的执行标的只给40万，就算了结。等到了被告交钱的关键环节，执行人员却把原告打发回了本地。也就是说，执行人员再等原告送些好处费来，才予支取执行款。“戏剧”由此真正开始：等原告去法院催要执行款，法院说一分没要回来；原告则坚持说，法院至少拿到了30万块钱的执行款。
   
   双方僵持不下，原告开始了长达6年的上访，从中纪委与最高人民法院开始，一直经省而市而县，结果呢，拿到一打子处理文件与介绍函。钱，还是一分没有。他赔了本，因为法院人员当初去异地执行是他掏的差旅费，包吃、包住、包玩（可曰“三包”）。他赔得更惨的是，6年间没法做生意了。向他要帐的村民不会让他过好年节的（——因为他从农民手中赊购了鸭梨而贩卖），他只好只身逃到县城，找了一间民房躲起来。在躲债过程中，他还得去法院催钱。
   
   钱，肯定是执行回来了一部分。因为第一次他去支款时，执行人员告诉他：“你得找院长去签字。”言外之意，给院长送上两三万块钱的“小好儿”（而不是十万、八万的“老好儿”！），顺便也给执行人员些“辛苦费”，就可办了。偏偏他心理不平衡，以为“三包”尽兴就算尽了人情。再后来，据一位知情人透露：执行回来30来万块钱，院长一分没贪，全给用在了法院办公楼带宿舍楼的基建上，也算法院全体人员利益均沾了。
   
   “难道你们真不怕中纪委派人来查吗？”有人问。
   
   “中纪委算个蛋呐！没人把钱拿回家去，用在了基建上。查出来，大不了，用公款退赔呗！”知情者如是说。
   
   三、改版的“彭水诗案”
   
   与以上烟屁股与中纪委“蛋化”的两个故事一样，本故事不是拼凑的，也是发生在同一座县城。在那个县城，因买官卖官泛滥，就逼得那些没经济实力又想升官的公务员想出了互相吹捧的“邪法儿”。宗教局的一位副局长（女）与经济发展局的一位副科长（男）经过密谋，以“互相表扬”的方式，分别给书记、县长、组织部长以及多数要员发短信。男士短信的大意是宗教局的一把手非某女不能胜任；女士短信的大意是经济发展局的某副科长有才、能干，被压在副科长位子上时间太长，该扶正了。
   
   收到短信的人们大多认为“这是穷疯了”，没钱买官，只好出此下策。消息扩散面越来越大，成了“丑闻”。县长下令公安局调查，结果也如彭水诗案一样，一下子抓到“嫌犯”。县长还算仁慈，只下令对男副科长予以行政拘留10天，女副局长就不予追究了。
   
   据说，这两人出此下策是受到了一个顺口溜的影响。那个顺口溜的原版是《毛主席语录》：“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若干年前，它被改成：“表扬与自我表扬，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
   
   没有钱，怎么会与领导“密切”呢，就来个“自我表扬”吧！
   
   结语：回看“倭仁定律”
   
   时当中共夺取天下大势已定，黄炎培向毛泽东进谏，希望中共能跳出历史窠臼。是为着名的“黄毛之对”。现在，“黄毛之对”已经变成了威权主义者的新命题，称为：“不反腐，亡国；反腐败，亡党。”且不论腐败是否得以遏止，对照历史上吏治败坏的教训，不难发现：中共不仅没有跳出历史窠臼，反而是在历史泥沼中愈陷愈深。抛开意识形态分歧，仅衡以历史浅层影像，也能够感知“倭仁定律”已经起了作用。
   
   何谓“倭仁定律”？乃大清名臣倭仁在同治元年（1862）针对河南民乱即捻军的武装反政府活动提出的意见，他说：“今日河南积习，只曰民诈，不曰官贪庸；只狃于愚民之抗官，不思所以致抗之由。惟在朝廷慎察大吏，力挽积习，寇乱之源，庶几可弥。”其实，中央权力核心不实行民主竞选而产生“大吏”，到头来还是重复历史。不是吗，在倭仁提出他的“定律”半个世纪后（1912），大清还是完蛋了。
   
   首发议报第3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