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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潜规则”需要有国家制度上的保证
挑战“潜规则”需要有国家制度上的保证
人民网强国论坛热点关注，推荐一篇《挑战潜规则，需要多大勇气》的文章，读后感慨万分。
文章提到：“小升初”，政府明令禁考，但有多少小孩子奔忙于各“名校”之间参加测试；有政府背景的这个协会那个组织，今天评奖明天认证，企业皱紧眉头却纷纷“自愿参加”；医生不准开药拿回扣，禁令如山，但“医药代表”照样长驱直入，进了医院宾至如归……还有节日期间收送红包，跑官卖官，中央明令禁止，但仍有人趋之若骛——面对种种违规违法违背常理的怪现状，当事人似乎见怪不怪。
真的，一句社会“潜规则”，犹如一个现代“大箩筐”，什么都可以装进。这说明了，现在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明里或暗里都陷入“潜规则”之内。这是多么可怕，又可恶事实啊？！
社会“潜规则”的力量有多大？就是你，明明知道前面是一个大陷井，但是，你不跳也得往里跳。否则，你就别想把事办好办成。这就是“潜规则”的力量！
日前，宁夏在学习全国纠风工作会议精神，区政府代主席王正伟提出：要有挑战行业“潜规则”的勇气，“潜规则”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话说是很对，但话说又很轻巧。实际上做起来却十分困难。因为 “潜规则”在中国社会伴随着改革开放几十年了，己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你一个人，可以不按社会“潜规则”办事，可是，别人己经在按社会“潜规则”办事。这样，你个人的资格自然就被社会所排除，列入不入流名单！
大家都知道，“潜规则”对中国整个社会的破坏力、传染性、危害性是巨大的。但是，你要挑战“潜规则”，甚至想“战而灭之”，没有国家在整个制度上的保证，仅凭你单枪匹马，或靠个人的勇气根本是不够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潜规则”盛行的地方，“上梁不正下梁歪”十分普遍。什么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腐化堕落，乌烟瘴气，是非颠倒，“小人得志，好人受气”应有尽有。
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任职7年涉嫌受贿1434万元，另有3155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平常干部凭“潜规则”给李大伦以拜节、贺寿、出国、儿子留学等名义所送就达600多万元。
2005年6月，在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挪用1.2亿元公积金案发后，落马的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在长沙被审讯时感叹，在郴州要数贪官，我算小的，只能排在第12位。郴州先继落马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樊甲生，涉案金额逾千万；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锦春，受贿3千余万；副市长雷渊利、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国土矿山管理局党组书记杨秀善等，有158名党政干部和民企老板与李案有染。连曾任郴州市市长、现任省国资委党委书记的周政坤，因贪腐被立案审查。近年来，郴州因肖鹏金被杀事件、嘉禾拆迁案、全国第一公积金案，郴州官场屡出大案，其官场大面积腐败，政治生态环境，足以令人震惊。
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卖官索贿、工程收贿、解决资金收贿计人民币102.8万余元，有211.7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孙楚寅落马后，陆续牵出落马的领导干部有74人。其中县市及部门一把手的有30余人，厅级干部有11人，都有与卖官、收贿、索贿相关，襄樊市的官场风气可见一斑。
山西翼城县煤铁资源丰富，经济、社会发展一直很快。在武保安主政翼城县委书记的8个月内，以“调整干部”为名，行卖官鬻爵之实，受贿及拥有不明来源财产高达500多万元，使全县绝大多中层干部卷入了行贿行列。“卖官书记”武保安一心只想是弄权卖官，对民众疾苦，对县里经济发展全然不管。整个翼城官场风气可想而知。
黑龙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经营官帽批发，小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大到县委书记、县长，市县区内局委办部门一二把手，每个官职都有价位。马案牵扯出260多名官员，超半数的绥化县处级以上干部卷入，连黑省政协主席韩桂芝等众多高官也被牵出。这黑龙江绥化市的官场风气，你说能好吗？
据透明国际估计，在“潜规则”盛行的领域，如中国药品行业，商业贿赂每年侵吞国家资产约7.72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纳税的16%。在商业交易中给予“手续费”、“回扣”以获取交易机会，在中国现实的经济往来中早已司空见惯，其中在医疗、电信、金融、建筑等行业表现最盛。在许多行业，商业贿赂已成“行规”和企业运行的潜规则，从业者身不由已陷入“非道德”恶性竞争的环境。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缺乏有力的刑事制裁，使来华投资的外国企业在中国经济活动中也难以净身。
“潜规则”就是“收送红包、商业贿赂、跑官卖官、拉帮结派”等等，这种种行为其实与共产党的宗旨、执政理念是违背的，甚至己经是在触犯党纪国法。
但是，社会“潜规则”却偏偏大行其道，其歪风邪气横行各地，严重危害整个国家利益。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庸俗作风是通向腐败的引桥。腐败现象的发生，往往是从行为的庸俗化开始的。腐败分子是党的肌体上的毒瘤，毒瘤可以割掉，庸俗作风则是一种病毒，它降低党的肌体免疫功能。庸俗作风的滋生蔓延必然造成歪风邪气上升，小人得志，好人受气，这是非常可怕、非常危险的。
因此，我认为，挑战“潜规则”，要从六方面入手做好。
一、 挑战“潜规则”，需要有亮剑的勇气还不够。
各级各地领导要做到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计个人的得失，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批评、纠正各种“潜规则”，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用，自觉做勤政廉洁的表率。
领导就要做好引头才叫领，做好榜样才是导，这样领导才有效，才能领导一个地区，带好一个单位的风气。但是，时下在很多地方，很多行业已被“潜规则”侵袭，甚至已经作为认可共同遵守。所以，仅凭拿个人的勇气是远远不够的！
福建莆田市梧塘镇党委书记林国奋，是从市委组织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到任，上任伊始就组织清财查账，一查就发现了赫赫有名的全省明星镇竟然财政亏空。同时也觉察到市委书记许开瑞、县委书记郑海雄炒地、卖官、侵害农民等贪腐行为。他先后写成《福建莆田炒卖土地严重》、《莆田工程与买官卖官交易内幕数例》、《莆田农民负担问题调查透视》等材料，附上反映其腐败己广为流传的民谣顺口溜，寄给中央有关部门和新闻单位。就在他寄出的不久，就被抓进了看守所，以“对现实不满，用民谣顺口溜诽谤县、市领导”，强加上“贪污、受贿、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判刑６年。林国奋在狱中一蹲就是4年多。尽管，随后中纪委刘丽英率队莆田查案，许开瑞被免去市委书记职务；尽管，郑海雄贪腐名声俱臭，并与子一道突然辞职，举家搬离祖籍地莆田。但对林国奋冤案，当局以新官不理旧事，置之不理。可见莆田地区政治生态，是在维护“潜规则”！
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把农村的真实状况和自己的思考，上书给国务院总理，讲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真话。第一次朱镕基批示，第二次中央七常委批示，要求湖北省监利县要认真地搞好棋盘乡的改革试点。结果改革试点得罪了县里各个权力部门。县委领导认为，李是监利县最不安定的因素。李昌平被迫辞职远走他乡打工。后来，李昌平被《南方周末》评为“十大新闻人物”之一。“湖北蓝田”把他招到公司，地方领导就找到蓝田老总。李昌平随后就失去了工作，先在广州给报纸写点小文章，后来是在温铁军的帮助下，才到《中国改革》杂志做名记者。由此可见，监利地区的政治生态，也是在维护“潜规则”！
从福建莆田林国奋和湖北监利李昌平两位乡镇党委书记的遭遇上，更充分地说明：在中国许多地方、许多部门，对于堪称社会忧患的重大问题反映和传递上，你若违背了“报喜不报忧”的社会“潜规则”，你若敢于向上级领导、甚至越级到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举报真实问题，挑战“潜规则”的个人，所要承受的打击和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昂贵与极其沉重的！
二、挑战“潜规则”，需要纯洁党的组织。
现在说，全国党员数量有6000多万之众？可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党的宗旨，有多少人能否牢记心间，并落实到行动上？
举前苏共为例：当苏共有20万党员，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当苏共有200万党员，取得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胜利；当苏共有2000万党员，却一夜之间让苏共大厦轰然倒塌。因此，肯定说，党员的数量与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是一个成正比关系！
就象湖南郴州、湖北襄樊、山西翼城、黑省绥化等地，官场大面积地腐败，印证了“一个老鼠就坏一锅汤”的原理。这些品行不端的人，一旦居了高位，若在战争年代，就会成为叛徒！现在和平发展年代，就是成腐败分子！
共产党需要的是新鲜血液，不需要的是腐蚀健康肌体的病毒。在如何把好入口关和出口关是至关重要！发展党员怎能象发展经济那样，层层下发硬指标？现实是，有些单位众多职工，表现优秀却不能发展；而在上级党政机关里，一些“歪瓜劣枣”的人却容易混入。对于已经丧失党员标准，甚至违法违纪的党员，应该开除决不能姑息养奸。
二、 挑战“潜规则”，需要更新党员干部的教育。
教育一定要讲真话，避免假大空，力戒照本宣科的形式主义。对于耗费时间、装腔作势，自己不能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空洞教育，以不组织为好！
注重教育针对性、实效性和震撼性，共产党的宣传部门要教育别人，自己一定要先理解到位，身体力行。教育要讲究在艺术性和感染性上见效！要讲究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见效！
先进典型要多选活人，多选老百姓身边看见有血有肉的人，是真实的，是可信的，而不是胡编乱造，塑造高大全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典型！
要营造全民浓厚的舆论氛围，形成强大的民意声势，让大家都有知道“潜规则”是毒品般的危害，自觉远离“潜规则”毒品！要通过严惩和重奖，树立正反典型，揭示不同的后果，引导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树立执政、执法为民的坚定信念！
四、挑战“潜规则”，需要抓好国家制度上的落实。
中央要从上到下堵塞机构、制度和法律、法规上的漏洞和空隙。
机构的设置要科学实效。如党内的纪委，就不能归中央及各级党委管辖，要归属各级党代会，闭会间由各级党代会常委会管辖。这样，各级纪委可以名正言顺地监督各级党委；再如，政府的监察、审计部门，要归属各级人大管辖，闭会间由各级人代会常委会管辖。这样，各级监察、审计部门可以名正言顺地监督各级政府、检察院、法院；要实行凡属监督部门都要实行中央垂直管理，并接受同级党代会、同级人代会的质询、弹劾、监督，并对辖区内普通党员或普通选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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