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县委书记徐清学敛财上千万 再证县市委书记腐败重灾区
   
   海南屯昌原县委书记徐清学（副厅级）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24上午9时在海南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徐清学涉嫌收取下属、老板共44人贿赂169万，另有逾千万元财产来源不明。徐清学有人民币9百多万元、港币13万7千多元、美元3万多元，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经查，徐清学拥有的财产包括现金、定期存款、四套房产和一辆小汽车、受贿所得等。定期存款中徐清学则将现金交给其妻妹夫张某保管，而张某则以自己的名义将钱存进银行，经过多次转存，至案发时共有定期存款25笔。徐清学拥有的财产共计人民币1千2百多万元。但合法的收入仅64万多元人民币。
   
   2006年12月4日，经省人大常委会和屯昌县人大常委会许可，徐清学被逮捕。今天上午，海南省检察院海南分院就该案提起公诉。笔笔罪状写满了61页起诉书，公诉人员宣读历时近两个小时。

   
   据《南国都市报》报道，徐清学，男，195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56年回国，曾任琼山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2000年5月起任屯昌县委书记，是海南省第三届人大代表、屯昌县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因涉嫌受贿，2006年5月12日省纪委对其立案调查，7月被免10月移送检察机关。
   
   海南省一个小小的不富有屯昌县书记，几年来竟敛财上千万？这再次证实了作为“腐败重灾区”的县市委书记岗位的权力之奥妙？
   
    一是，高度集权的体制。现行体制是县市委书记的高度集权，许多地方县市委书记还兼县市人大主任，集地方执政党和地方最高权力监督机构政府一把手为一身，不仅体现在干部的提拔任用上，体现在重大工程的决策上，这些都是县市委书记“一锤定音”，自然而然成就了“县市为王”。书记一言九鼎，什么书记碰头会、常委会、几套班子等集体研究程序，最终体现是书记“个人意志”。在这样一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就完全为“县市为王”的县市委书记岗位，提供了“腐败重灾区”的空间。
   
    二是，权力加资本的结盟。处于改革、开放、剧变时期的中国，中央扩大地方的自主权是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建设，但以县市委书记高度集权的体制形式，自然而然产生了县市“土皇帝”。有关专家指出，高度集权的后果是形成了县市上的“土皇帝”，在其所辖范围内，找不到可以制约他的力量。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一把手的堕落会直接导致整个政治生态系统的恶化。而堕落的一把手，就加剧了权力加资本的腐败。一旦暴富了的 “有钱人”，和县市“土皇帝”生死利益的同盟，并在县市区域内形成了气候。这种以腐败利益为纽带，影响地方区域内政治生态的腐败利益共同体，结成一股能左右地方区域动向的势力。古语有云：天子与官吏共天下! 当年封建社会的七品县令芝麻官，进入经济改革时代，就实现了一手摭天问鼎天下的局面。
    三是，“土皇帝”的人物产生，伴随着“权力资本腐败”的出现。这是构成对广大人民的极大危害，它已经从过去隐形性的、间接性的，转化为公开性的、直接性的。而且，是明目张胆的。比如，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拆迁开发，引发起经营城市土地热，损害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利益；大规模的建设工程上马，引发开发区热和农村圈地运动，加剧失地农民群体扩大；大规模的国企改革、国退民进，出现贪污、挪用、私分、侵吞国有资产等腐败，直接将无数的职工推向“下岗工人”、“失业人员”。结果，社会对立情绪增加，失地的农民和城区无业游民的阶层激增。由于县市“土皇帝”的产生，是伴随着“权力资本腐败”登场，直接造成相当部分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劳动权受到严重的侵害，显示两极分化最为重要指标的基尼系数，超出了国际警戒线。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高度集权的县市委书记体制，是直接催生县市“土皇帝”人物的产生，加速了 “权力资本腐败”的出现。这是一种“发生在基层、发生在群众身边、影响最为恶劣、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最为严重的腐败”。
   
    这种腐败体制下的中国,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