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接受视觉形象是同时瞬间完成的，是将汉字作为一个整体的视觉形象来接受的。

   1.简化汉字得不偿失

   随着电脑汉字输入的成功，简化字和繁体字输入电脑的速度一样快，所有的输入方法跟笔画的多少完全无关。“简化字比繁体容易学、容易记”的说法也是过去宣传中的“想当然”，是未经科学论证的多年误区。认知心理学确认，大脑接受视觉形象是同时瞬间完成的。具体到汉字的认知，大脑也不是一笔一划地接受汉字信息，而是将汉字作为一个整体的视觉形象来接受的。而且从心理模块理论出发，对于一个进入汉字学习阶段的人来说，记忆一个言字旁跟记忆一个简化偏旁“言”，都是记忆一个记忆单元，所消耗的精力和时间是一样的。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的江新博士 2005年在德国美茵茨大学宣读了研究论文《针对西方汉语学习者：认读分流，多认少写》，列举了汉字认知心理实验的例证，无意中证实了认读与汉字笔画数量无关的重要规律。有的实验甚至表明，北京郊区的低年级儿童反而对一些实验中出现的繁体字更容易记认。还有许多国内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学工作者都进行了认知实验，很多实验证明，即使开始学习汉字时存在笔画多难学的情况，随着对汉字偏旁的熟悉，笔画多少也不再发生影响。也就是说，将常用偏旁（车马言门鸟）简化毫无意义。

   五十年的两岸三地汉字教学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概率对比。对比的结果，大陆青少年接触古典文化的能力低于港台青少年，大陆使用简化汉字教学也无法缩短小学的识字教学时间，小学学制依然是六年。汉字简化得不偿失，已经越来越成为公认的事实。（论证汉字简化得不偿失和汉字认知的误区，笔者已经完成书稿《汉字简化得不偿失》估计 2007年内可以出版面世）。

   2.国共两党的汉字简化运动

   中国大陆的汉字简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权力意志造成的恶果。当时的企图本来是废除汉字，实行拼音化，中共中央文件 1956年 1月 27日关于文字改革指示的附件，即《文改会和教育部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说明，“ 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

   简化字并非共产党所发明，历史上国共两党都曾主张汉字简化。但是国民党两次企图推行都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没有成功。第一次是在1935 年，推行不到半年就因为戴季陶等人的坚决反对而搁寝；传说在当时的国民党中常会上，提起汉字简化的议题，戴季陶忽然当场下跪，告诫与会者，汉字乃中华民族根本，决不能轻言改革。再加上日军大兵压境，内忧外患，无暇兼顾有关的讨论，简化运动便草草收场。

   国民党败走台湾以后，1952年再度提起汉字简化问题。蒋介石又曾动议，旋即遇到以胡秋原为代表的反对派强烈抵制，终于再一次搁寝。三年后，大陆推行简化汉字运动，国民党当局开始将简化汉字斥为“共党阴谋”、“忘本卖国”等等。所不同者，国民党的简化动机并没有明确准备彻底废除汉字，仅仅关注能够方便书写，提高识字效率而已。

   又经过二十多年的观察、对照和反思，台湾教育部在陈立夫等国民党元老的主导下，于 1980年推出了第三次改革，但是这次却是悄悄的改进，完全没有大肆张扬，只是出版了一本供五年级以上青少年习用的《标准行书范本》。该书罗列了四千零十个汉字的行书字体，其中包括五百八十五个与大陆简化字完全一样的行书汉字，另外还有金字旁、马字旁和鸟字旁的行书汉字共一百多个，跟大陆简化字稍有不同，相当近似。这些简化字实际上本来就是海峡两岸历史上早就存在的民间书写俗体字。这些字体不作为书刊、文件的正式书体，而是作为民间的快速书写体。

   又一个二十多年过去了，台湾的各阶层人民平时阅读的都是正体的传统汉字，书写时可以使用标准行书范本中的那些简化书写体，还可以无师自通地写一些类推简化书写体。识繁写简的情况已经在台湾蔚成风气。

   台湾的这场静悄悄的改革，解决了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它证明汉字其实根本不需要实行 1956年那样的简化运动，只要接受简化字作为书写体，正式出版物保留传统汉字，对国家、对民众、对历史、对文化传承，都非常有利而少有弊端。世界主要的文字，英文、俄文、德文、法文无不皆有手写体。小学生启蒙以后，阅读能力打好一定基础后，就开始练习书写体。

   书写体也有一定规范，书法更是民族文化的一部份。民间俗体汉字本来就是历史上中国人民的创造，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份，应该批判地继承。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简化运动，不顾文字发展的规律，强制废止传统正体汉字，将非正式的民间俗体升格为正式字体，劳民伤财，割断了历史，搅乱了文化秩序，造成了历史断层。 汉字简化运动实质上是一个文化浅陋的武装集团在夺取政权之后，对全民族文化实行的一场强制性的媚俗整容。

   有些人以为台湾知识份子写出一些汉字跟大陆简化字相似，就一厢情愿地以为“用简化字统一台湾有希望 ”。实际上人家是使用行书简字，那是从八十年代以来跟印刷正体并行不悖的台湾标准化行书。

   3.反右导致了简化的强制贯彻

   在德国的留学生报纸上展开简化字问题讨论的时候，笔者叙述了有人因对汉字简化和拼音化提出不同意见而打成右派的历史情况。一些青年留学生表示质疑，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想，这一段历史必须原原本本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实际上汉字简化完全不是全民讨论、民主决策的结果，而是一部份共产党的文字改革派“拼音派”为主导，通过政权力量强行贯彻推行的运动。

   吴玉章、瞿秋白等人曾在苏俄远东地区的华工文盲中实行过拼音试验，红军在延安等根据地尝试过拼音新文字扫盲。1949年以后，成立了文字改革会，1955年 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举行文字改革会议，文件上报中共中央，仅仅三个月，1956年2月1日就在全国开始推行第一批简化汉字，在各地报刊使用，在各级学校开始教学简化汉字。

   大概在推行一年多的时间之后，正是需要给改革提出意见，总结正反两面经验的时刻， 1957年三月开始了所谓的向党提意见的整风运动。运动涉及党政军各个领域，其中难免也涉及到汉字简化的问题。国民党推行简化字，遇到那么大的阻力，同样是面对中国知识份子，为什么在中国大陆竟然几乎没有什么抵制的声音呢？原因就是发生了从整风突然转化而来的反右派运动。

   为了“引蛇出洞”，毛泽东信誓旦旦保证决不秋后算账，言者无罪。北京和各地的党委都召集知识份子“ 大鸣大放”。许多知识份子信以为真，说出了想说的话。

   以下节录《人民日报》 1957 年5 月22 日刊登的北京民主党派座谈会谈话记录，许多文字改革的批评言论都有反映。但是口气还是相当温和的。

   （5月 21日）第一个发言的是章伯钧。他说，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很正常的。这证明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他举出引起了很多讨论的学校中党委治校问题为例，他说就他接触到的朋友来说，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发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因此大家认为应该更多地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见。

   章伯钧还提出，现在是中上层人物发表意见，今后应该彻底地广开言路，希望这次整风能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见。他说，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他提到过去一些工作中的失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份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

   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问题，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章伯钧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章伯钧说完，邵力子立刻起来同他辩论。他说，我是参加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的，伯钧先生说文字改革只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这样说是太冤枉了。事实上，每个方案提出时，文字改革委员会都征求了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全国政协也讨论过两三次，伯钧先生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提出这样的意见就相当严重了。

   罗隆基接着发言。他针对邵力子的发言补充说明了一些情况。他说，文字改革问题，是讨论过的。当时讨论的是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讨论中国文字是不是要拼音。说到汉字简化，也没有讨论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是简化字。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这样，如果展开讨论，就会说是反对党的政策，当时很多人是不敢讲话的。

   章伯钧接着说，邵力子先生对我的批评是对的。以前有些人说我是共产党的尾巴，百依百顺。但是，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我是怀疑的，政协讨论时，陈毅叫我讲话，我不讲话。但是大家赞成通过，我也不反对。

   罗隆基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

   邵力子反问说，既然你有意见，当时为什么不讲？现在事情都推到共产党身上，太冤枉了。章伯钧回答说，今天就讲了嘛。（以上仅为节录，非全文）

   大约二十多天以后，形势陡变，所有向党提过意见的知识份子全部都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章伯钧、罗隆基两人被栽上莫须有的章罗反党联盟的罪名，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大右派。他们被打成右派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对文字改革提出过不同意见，还有更加重大的罪名，例如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等等，但是反对文字改革也是诸罪并罚中的一罪。打成右派以后， 他俩被革除（交通部和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居家赋闲，实际上终身被剥夺了政治权利。

   1958 年1月 10日，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上的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有这么几句话：“在整风运动初期，一些右派份子对文字改革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说汉字简化搞糟了，群众都反对，要国务院收回成命，‘把汉字简化方案’撤回。右派份子的攻击文字改革，自然是别有用心，他们是要藉此向党和政府进攻，但是另外他们确实也是反对文字改革。汉字简化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好事，反人民的右派份子自然要反对。我们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首先应该把汉字简化这项工作肯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