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一贯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既先进而又科学、且功能强大的文化。所以由这种文化加工出来的中国人，相对于用其他文化加工出来的人，要显得更聪明能干一些。但是正如所有的科学产物，一定同时具有正负两面，影响程度相同、社会效果相反的特点。就像现代原子能的发现和利用，既可以用来发电，弥补能源的不足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却又可以制成威力强大的恐怖杀人武器一样。文化也是如此，一些由功能强大的文化加工出来的中国人，不仅可以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迫使在武器装备上远优于自己的美国联军坐回到谈判桌上来，更可以在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让一贯高唱“竞争”的西方，不得不祭起保护主义的旧旗，忘记他们自己定下的“市场经济不讲道德”的规矩，自己成了要反对“丛林法则”的“弱肉”！反倒是一小部分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里，利用某种政策的倾斜之利，先成了“强者”，马上开始吃起自己同族类中、因受政策倾斜之害而变成的“弱者（农民工或原国营厂工人）”，开始自肥起来，还要宣传什么“市场没有道德，经济不讲人情”，在社会内部形成可以不择手段地“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丛林般社会乱象。

   这时候，就有一批“会读书而不会用”的读书人出来，或者以从研究自然科学养成的、简单的理工科单向思维，对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西医方式，提出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合理的解决之道。但是实践下来效果总是不佳，往往解决了（甚至还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另一个（甚至更多）的新问题又出现了，其实他们应该想到，这一套玩意儿要是管用，早就会被西方注册为要收使用费的“专利”，而今天的西方社会也已经成为推销这种专利“人间天堂”的招牌样板了。

   与此同时，又有一批读书人开始“向后看”，要复兴起什么“国学”、“儒教”来，却不用脑想想当年这些圣贤学者提出的理论，后来怎么会坚持不下去的？难道后来那些帝王君主们，都是弱智不识货的“饭桶”！否则要是行得通的话，两千多年之后，我们的社会岂不早就应该享受到“天下大同”了，还会遭遇今天如此的不堪吗？

   由此可见，这两拨人都是因为科学“认识论”层次不够的问题，只看到了社会问题的表象，就自以为找到了克服的良方，迫不及待地实践起来，最后从不同的方向，却殊途同归地一起“入错了庙门、烧错了香”！这个问题，其实解释起来并不困难。

   西方的社会理论，主要是建立在相对简单的自然科学实践中养成的经验主义基础之上，将人类自己和自己的社会，当成只有不变共性的物质实体来研究，到了达尔文主动把自己说成是比猴子还进步一点的“高等”动物时，就已经被认为是很了不起的“伟大成就”，并就此打住，开始故步自封起来。出自天性的需要，一味注重“物质文明”的建设发展，而不在乎（或不懂得在乎）自己社会必然“丛林化”的趋势，自断了精神文明的发展前途。这种错误的社会理论，一旦被中国人拿来从负面付诸实践，其表现和后果，当然就会让其它高等动物们瞠目结舌、自愧不如而产生动物潜意识的危机感，而最后只能对中国群起而攻之以自保了！

   对中国的古人来说，由于受当时客观（交通和信息传播等）物质条件的限制，在没有比较或鉴别可能的情况下，其社会理论能够达到如此水平，已经是极其不可思议的事了。甚至可以认为，古代先人们已经为后人准备好一种有高科技含量（比如叙述的许多道理，都和现代物理学法则吻合）的“压缩文化”，所以才能承载得起如此正确而又博大精深的内容，以至于到了今天，还可以拿过来被当成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病的“药方”。只是因为没有“解压缩”的缘故，往往得不到正确的运用，要是不求甚解般的胡乱应用，反而会得到事与愿违的效果，又给文化根基不牢的“激进帮”乘机找到全盘否定的借口，在上述两拨人之间，反复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窝里斗”，伤了中华民族的元气，也给世人造成“文化落后”的错觉。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解压缩呢？这个解压缩的“钥匙”，就是形成于西方哲学的“辩证法”和科学“认识论”。这可能是“天意造化”在冥冥中的巧妙安排，为东西方和伊斯兰文化的升级并最后统一，创造一个真正合作共赢的契机！这绝对不是牵强附会的“拉郎配”，而是经得起挑战、质疑或实践检验的科学结论，并且可以举例说明：

   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先后一直流传着两句伟人的名言。一是当年民国总统孙中山提出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另一是新中国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如果以理工科的单向思维，从表象上来看，这两句口号都是正确而无可挑剔的。尤其后面那句，在文革中的的使用频率，绝对远远超过西方的“上帝保佑”，有资格被吉尼斯评为“天下第一话”。但是要是以西方严谨的科学精神来认真想一下，就会发现有很多站不住脚、甚至有违现代所谓“平等人权”概念的地方，而且理论上没有解决为什么只有一部份人（如共产党员）要“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所以最后可能毛自己也发现，越是文化水平高的知识分子或领导，越是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然他们怎么会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呢？），才会以“打倒走资派”为口号，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希望重新建立起一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队伍，而且真是恨不得把这句话“溶化在血液里”（林彪语）。可惜最后的结果，反而让更多人体会到被打倒、批臭的“孔老二（孔子）”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中的现实。所以到了“改革开放”时，只要控制稍一放开，以“为己”为动力，立即万马奔腾起来，就像走（天性）下坡路的“（社会之）车”，一旦放开刹车，根本不用加油门，就马上会自动跑起来，而且越跑越快，到现在恐怕想停也停不住了。怎么会“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呢？

   不是有一句套话谓之“历史（或社会）潮流不可阻挡”吗？这句话曾经被毛泽东用来为自己要坚持不断发动的群众运动来辩护，结果却造成一次次灾难。到了今天，有人又以这句话来为今天的社会趋势辩护，完全无视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而且更是一部分媒体“太监或佞臣”要坚持“民意不可违”的根据，并形成了可以永远“左右逢源”的传统，根本无人愿意去认真追究这句话本身的是非。

   其实严格地说，这是一句从“只知其然”的表象层次上总结出来的规律，按照科学“认识论”的观点，认为在这个层次上总结出来的规律，本来就是似是而非、可是可非的。所以毛泽东要把多数群众说成是真正的“英雄”是对的；而爱因斯坦则把多数群众称之为无敌的“蠢人”也没有错。因为他们各自的确都有充足的理由或确凿的（表象）根据，来支持自己的结论。甚至连笔者都敢随时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就这一个问题，充当可以永远争论下去的辩护律师的。因为在这样的认识层次上作出的结论，永远是非本质而不充分和不完善的。是全人类社会之所以普遍存在“窝里斗”的根本原因。这种社会的典型特征，只需用一副对联，就可以概括描绘出来，那就是“（社会）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现在再以孙中山的一句似乎比“为人民服务”更正确而更富高明哲理、甚至颠过来倒过去说都一样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口号为例，来说明一下理工科单向思维，是怎么会在“辩证法”面前栽跟斗的？因为以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认为一切事物都同时存在正、负，或好、坏，主观、客观等两个方面，所以我们在认识或解决问题时，必须全面考虑，权衡利弊，而不可一厢情愿地决策，否则在天性的影响下，只能得到负面的结果。可惜那些先后掌握话语权的读书人或政府领导，只是看到这句口号积极正确的一面，却不考虑万一被负面利用的后果。凭着主观想当然的热情来宣传推广。终于被社会中的少数人，从负面钻了空子，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不信的话，只要把上面那句口号中的“为”字，换成“坑”代入进去，就成了“人人坑我，我坑人人”。这难道不正是当前社会的真实模式化写照吗？

   不仅如此，要是将包括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伟人在内的中国各朝代皇帝或政权，代入那个“我”中，不难发现这句口号同样保持着正确的逻辑辩证关系。比如以毛泽东为例，他所推行的“大跃进”和“文革”之类的政策，已经被事实证明是“坑”了中国的百姓人人的。但是当时的人人百姓，不也是以说大话、空话和假话，用“比革命还革命”的过激行为，“坑”得毛信以为真地作出错误判断决策，最后以实践失败告终，而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吗？

   这才是中国人总是不能在关键时刻，主动利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来抵御外侮（而无须夹着尾巴韬光养晦)：或不卑不亢地直接造福于自己国家、民族；更不能惠及所有世人的根本原因。因为中国人自己还没有掌握入门的钥匙呢。

   我们更要以自己的历史为鉴，从而知道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人，绝对不能靠鲁迅小说中的“假洋鬼子”，或巴金小说中的“冯乐山老太爷”式的人物、以及毛泽东之类的伟人领袖来“崛起”的。中国人只能、也一定能靠解压缩自己的文化“锦囊”来“和平发展”。其实中国的命运，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永远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真正的民主是也），就看准备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