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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要用“罪己诏”来纪念“七·七” 老文评新闻(97)
一年一度的“卢沟桥事变纪念日”又来到了。70年过去,也许卢沟桥畔响起的清晰枪声,和随之而来的那段沉重与悲壮的历史,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我们所淡忘(甚至据说在某大城市中的青少年,已经有一半不知道这件事)。但是笔者却记住了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审判的梅汝璈法官曾写下这样的话:『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这是一句多么铿锵有力,足以成为告诫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警训”!
不幸的是,我们今天已经越来越把这句“警训”当成耳边风。而“警训”预示的后果,却似乎离现实越来越近了。因为我们似乎正在做一些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比如日本政客为了掩饰、抵赖当年侵华战争中的罪行,厚颜无耻地采取死不认账的策略。不仅公然多次修改历史教科书,用中性词汇来描述当年的侵略,更强行抹去许多奸淫烧杀和强征“慰安妇”等,足以使“人神共愤”的事实,还要猖狂之极地、跑到美国报纸上做广告否认,物极必反、弄巧成拙地,引起美国人的反感,又提出了一项“要求日本为慰安妇行为道歉”的提案。而一位有良知的美国导演,更搜集了当年一些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人证和物证(现场摄影纪录),自己投资拍了一部直接名为“南京”的纪录片,拿到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放映,引起世界广泛的关注。其行为可敬可佩,却让中国人汗颜!因为我们中的一些人反而在“配合”日本人,一方面在自己的教科书中减少有关的篇幅,更在淡化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事实的报道,完全无视日本人正在日益加强的“狼子野心”,一厢情愿地大谈什么“一衣带水”般的“和谐”,难怪日本要推出一个能说会道的“美女主播”来当防务大臣、掩饰私底下紧锣密鼓的扩充军备了。
所以在这个纪念日来到之际,窃以为,中国“大众皇帝”对当年受苦受难的先人,最有效又恰如其分的“纪念”,就是以“中山狼”以及“农夫和蛇”等寓言中所蕴含的哲理的提示,给自己下一道检讨民族缺失、总结社会教训的“罪己诏”! 请看三年前发表的老文:
把颠倒的文明再颠倒过来--七七事变纪念日的反思
象征抗日战争开始的“七七卢沟桥事变”过去已经有六十多个年头,最后虽然以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结束,使中国成为理论上的“战胜国”。但是客观来看,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付出了几千万民众的生命,和无法估量的财产损失,才换来一个可以跟在人家后面在“受降书”上签字的席位,既不能以牙还牙,去理直气壮地要求“赔偿”,也不能以胜利的“王者仁义之师”,来到日本的土地上,对那个大逆不道的昔日蛮夷学生,再行教化之师道,让他们起码接受一点教训,长一点记性。所以这种所谓的“胜利”,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甚至带有屈辱性的“惨胜”,是一种“国耻”!在这样的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要追思、检讨,设法找到产生这段灾难的真正原因,从中吸取教训,以避免历史的再次重现。只有这样,才能稍稍告慰一下那些中华民族在那场灾难中,惨死的先辈们九泉之下的冤魂!
这是应该、也完全做得到的。或者甚至可以说,中华民族经历的这场劫难,有其历史和文化的必然,严格但却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华文化不能“与时俱进”、“不进则退”所造成的、“咎由自取”的结果。
托现代高科技和媒体资讯传播之福,让一些历史的过程和事实能够重现在眼前。我们为当年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惨不忍睹的杀人暴行而感到震惊,更为要发动细菌战的日本“731部队”,在东北拿中国人做活体试验、解剖的描述和图片感到毛骨悚然的恐怖,却找不到恰如其分的形容词来表达这种令人厌恶和恐惧的感觉,因为如果用野蛮、兽性来形容这种行为,却都找不到任何一只能够做得到这种残忍程度的动物,只能被认为是对宇宙大自然中全体生灵的不敬和亵渎!
但是我们自己可能忽略了相关报道中的一个细节,就是那些参与其中的日本人,把抓来做实验的中国人称为“马路大(日语中是‘原木’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一部分日本人中间,成功地灌输了“中国人不是人”的概念。一旦这样的概念成功建立,那接下来的任何行为都是可以理解或解释的了,因为那正是我们在科学实验室里,为了同样的目的而对青蛙、老鼠、兔子之类的动物所采取的行为完全相同。所以,如果我们不从本质的根源上来认识这个问题,再对症下药地找出根除的办法,否则光靠声讨、抗议、制裁,甚至枪毙、绞死几个罪大恶极的战犯,除了起到一点感情上的报复性泄愤的作用外,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就像吃退烧片不能治脑膜炎、吃止痛片不能治阑尾炎一样。这正是今天作为“战败国”的日本,非但没有像战败后的德国那样,有一点真诚惭悔、认罪的表现。反而像一只典型不知好歹、恩将仇报的“中山狼”,现在反而好像“得理不饶人”般地,在当时战争中没有能得逞的土地和资源方面,让“东郭先生”进退失据、不知所措。
如果说这是日本人的创造发明,那实在是高估、抬举了他们那样历史上一贯就只知道非中(国)即西(方)的“跟屁虫”身份。因为真正的“始作俑者”或“罪魁祸首”,是基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丛林法则”建立起来的西方社会理论。这种理论在绝对违背科学分类学的逻辑原则下,一方面匆匆忙忙地把人类自己归入“高等动物”中,完全忽略了这两者之间精神思维上的本质、决定性区别;另一方面却热衷于在自己真正的同类里要分出高低等级,而又定错了判断衡量的标准。于是就把好端端的一个人类社会,硬搅和成一个以人的复杂而多样化的个性,来充当不同种类动物角色的“动物世界”。
当初日本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就是拿先跟中国学到的思维能力,用到西方社会理论实践中所产生的结果。他们看到中国唐朝的繁荣昌盛,就迫不及待地跑到中国来拜师,恨不得把从宗教、文字、建筑、制度等,一切表象上看得见的好东西都搬回去,却“卖椟还珠”般地,留下了中华文化使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正思想精华,落下“先天不足、根基太浅”的致命性病根。所以当他们看到自己崇拜过、并且受益匪浅的中国“恩师”被西方列强打败,割地赔款、日趋没落时,根本不可能从中正确地吸取经验教训,反而以为自己拜错了“师门”。加上自己本来就有当海盗的野蛮经历和传统,因此虽然他们开始时也吃了西方一点小亏,却发现了跟自己野蛮传统一拍即合的理论。毅然决定改换门庭、拜西方为师,从此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地以从中国老师那里得到的谋略能力,以西方老师的理论为动力,在侵华战争中,做出了许多只有人可以做到却不忍去做,畜生会做却做不到的、也许只有专门创造一个“日本行为”来充作形容词“禽兽不如”的“最高级”才能准确形容的行为!
其实只要稍微有点联想、抽象的能力,就不难发现,这本来就是西方国家在错误社会理论影响下的一种普遍表现,日本人只不过利用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能力,活学活用了西方理论而已。比如他们把自己说成是“太阳神的后代”(尽管他们曾经有“乱交”这种原始落后的母系社会才有的习俗),自欺欺人地先形成自己民族“优秀”的舆论错觉,再用西方错误的判断标准,把中国人说成“低等动物”,从理论上找到可以要求自己的士兵不择手段摆布中国人的精神根据或借口,所以还给那些做试验品的中国俘虏取了一个专用名词“马路大(日语原木的意思)”,可以证明这种判断并不是牵强附会地强加给日本人的。
但是“跟屁虫”就是“跟屁虫”,虽然仿造得再巧妙,也是拿不到“知识产权专利”的。因为当年德国人对犹太人,后来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人,接下来美国人在越南战争中的表现,和之前对阿富汗人以及现在对对伊拉克人的所谓“虐俘”行为,其精神基础和日本人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先在把自己当成是高等动物的基础上,再把对方看成是比自己更低级的、类似日本人所谓的“马路大”那样的动物,来取得一点心理平衡,得以一方面可以大言不惭地高唱维护“民主、人权、平等、尊严”的同时,却可以不人道、甚至以野蛮而毫无人性、接近“日本行为”那样地杀戮、虐待跟自己绝对一样的同类,而没有任何良心上的愧疚或罪恶感。这也是为什么德国人在战争中对属于斯拉夫族的俄国俘虏或犹太人,比对同属于日尔曼族的美英法俘虏更狠的原因,因为他们受进化论和进一步发展出来的“种族优越论”的影响,真心、却是错误而愚蠢地、把可能和自己同样优秀的其他民族(如犹太人),当成异类“马路大”了。这样的认识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战败后的德国人和日本人,一样的法西斯国家,却有不同的认罪态度表现?
不过这种西方理论的一个最致命性的错误,就是定错了判断“文明程度”的标准,终于导致今天世界社会这种“越野蛮者越文明”的荒唐现实,甚至让一些“会读书不会用书”而“只知其然”的中国读书人,居然会发出要中国人以狼为“图腾”,去“崇拜狼、学做狼”的嚎叫!
不过,一部分中国读书人通过思考发出来的这种“嚎叫”,却为我们找到问题根源提供了有用的启发,原来正是我们颠倒了对“文明”的定义和判断,把野蛮行为当成“文明”的表现,而把跟原始野蛮行为保持距离的做法说成“落后”。于是我们就在这种对五光十色的物质文明追求中,不知不觉地成了现代“精神原始人”!
所以,对中国人而言,当务之急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发挥和利用得天独厚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加工、整理、升级出来的新“人类社会学”为工具或武器,以“精神战争”为手段,把被颠倒的“文明”再颠倒过来。否则不仅肯定做不成“狼”,却很可能和某些人口大国或民族一起,再次沦为或穷或富的“马路大”!
(其它相关文字,请浏览网站《新里程碑》,从同名文字的链接中查阅。http://www.newmilestone.org/clx/clx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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