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大陆民主真伪的客观标准 /潘一丁文集

在拙文《构建真正民主社会的两要素》（原文请查阅http://www.newmilestone.org/06/czl61224.html)中，已经明确指出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有真正（有定义域限制的前提条件，偏旁从“言”而不从“口”的）、绝对的“言论自由”』。并解释过它的科学原理就像是一套高级音响系统中，为了确保“保真度”所必须具有的“负反馈”电路。以避免自己的领袖在必要的具体“独裁”过程中，出现“失真（违背民意或有损社会整体利益）”的错误或偏差。

这也是历代的中国统治者或统治集团所坚持的口头理念。无论多么英明伟大、多么胸怀若谷，哪怕开始时说得信誓旦旦、天花乱坠。什么“广开言路”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呀、“闻过则喜”呀等等不一而足，调子不可谓不高。到毛泽东时代，他老人家更有一句豪气冲天的“名言”，谓之“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还真让读书人着实兴奋、感动、甚至忘乎所以了一回。结果到了1958年，他们中的一部分，在被要求“帮助共产党整风”时，就对靠自己战友和同志们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政权，提出了一些非分之“意见”（比如要“杀共产党”、要“轮流上台坐庄”等），终于迫使毛只好“食言”、而发动了一场重创读书人的“反右运动”，使他们从“趾高气扬”的亢奋状态，又跌回到“噤若寒蝉”的低谷。到了“文革”时，更索性直接发动学生，矫枉过正地给尚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以可以“胡说八道”的“言论自由”，来打击、惩罚自己那些不听话的战友或属下，又顺便捎带着再敲打了读书人（所谓的知识分子）一次，并立下“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规矩，开了公开取消“言论自由”的先河。后来无论“四人帮”的垮台，“西单民主墙”的尝试和“六四民运事件”，都没有能打破这个禁锢。中国社会就从此彻底在“言论自由”的许诺上“跳票”了！

笔者完全无意去抨击或追究任何政权、或任何特定统治者的责任。其实理论上就真正的民主社会而言，按照“权责相等”的原则，出现这种现象是社会主人“人人有责”的。因为以功能强大的中国文化加工出来，包括领袖和政治家在内的、全体中国的社会主人，从来没有从这种文化的启示中，悟出过“民主”和“言论自由”、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概念的真谛，而加以付诸实践。反而受“地心引力”般的天性影响，将自私（天性之一)从负面发挥到极致（详细阐述，请查阅拙文《“堕落”和地心引力》http://www.newmilestone.org/07/czl70522.html以下简称为《堕文》)。所以任何处在社会基层的人，都赞成有“言论自由”，以便用文化所赋予的观察、表达能力，去任意批评政府、发泄不满。而不用下“罪己诏”自责（有关北京出租车司机口若悬河的报道，就是典型）。但是有人一旦取得某种权力的“赏识”，有机会进入代表少数精英利益的统治集团时，就本能地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去阻止或封杀那些代表被统治的多数人集团利益、却和自己利益有冲突的言论。直到矛盾激化到要呼唤另一批精英站出来（就像现在不少人又重新怀念、呼唤起“回到毛泽东时代”一样），再次拾起以“言论自由”来“为多数人争取利益”的旗号，并依靠发动多数人的力量支持，来取得政权，再重组另一个仍然代表少数精英集团利益的政府为止。如此这般地周而复始，就形成中国历史发展的真实轨迹。两千多年来直到今天，无一例外。而毛泽东虽然有想代表多数人集团利益之心（所以至今还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拥护和怀念），却不具备正确付诸实践的能力和条件。因为他不仅不能从“知其所以然”的层次上认识和解释客观存在的民主，反而提出什么“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以为“民主”是一个可以由他来创建和施予的社会实体。更没有掌握一套可以“以理服人”的理论，让社会的主人都有“君子喻于义”的氛围条件，反而以“小人喻于利”的农民革命老模式，来利用传统的风气，让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再次失去真正“精神崛起”的契机，从此又回到历史轮回的老路上！

也许有人会因此推崇起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来，理由就是那里有真正的“言论自由”。真是如此吗?大谬也。

这是因为那里社会的文化和社会理论，还没有进化到足以科学地从逻辑上，去认识“鸟啼、蛙鸣、狼嚎、虎啸”般的“口腔运动”、和必须通过大脑思维加工后，形成的真正“言论”之间的区别，让主人们有可以像遵守自然科学原理一样的判断规则来进行思考和行动。反而将两者混为一谈，更完全忽略了人和其它动物之间的一个最关键的逻辑特征区别（有没有羞耻心），反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和动物般“想说什么说什么”或“想做什么么做什么”的行为“兼容”起来，居然把讨论、宣传跟“性欲、物欲”等天性有关的问题，也当成了“言论自由”而大谈特谈起来，直接进入了“小人喻于利”的社会境界，将穿西装、系领带、用刀叉、养宠物等、一系列表象上的教条式习惯行为，当成了文明的本质。根据《堕文》中阐述过的原理，等同于放手让社会人去作“越堕落越快乐”式的自由落体运动，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而因优秀文化加工获得超强能力的聪明中国人，一旦要跟他们“接轨”，从负面发挥这种能力，理论上就相当于在这种“自由落体运动”上，再增加一个加速“堕落”的推力，想不比他们快都不行。这难道不正是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令世人瞠目结舌、甚至“自愧不如”的现象背后的内在原因吗？

其实今天的西方社会也是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的。因为那里被奉为圭臬的社会理论，至今还停留在“只知其然”的初级表象认识层次上，，不仅至今还分不清人和高等动物、人性和天性、人类社会和动物世界的本质区别，也分不清“鸟啼、蛙鸣、狼嚎、虎啸”和真正“言论”之间的本质区别。更认识不到人类社会的主流本质是合作而不是“竞争”。但是这种的确违背大自然客观规律（丛林法则）的合作，恰恰是人类社会通过人性（理性）来实现“（隐性)民主”的结果。事实上人类自从进入自己“人造的”非自然生态环境（社会）起，就已经完全脱离动物世界了。可以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遭遇到今天这样的现状和不堪，完全是一种“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动物式逻辑思维所导致的结果。

就拿“言论自由”来说吧，客观事实已经很清楚，由那种文化加工出来的社会人，除了一部分已经被吸收进“代表少数精英利益的统治集团（所谓的主流社会）”外，大多已经不具备从理论上认识、批判社会的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信奉丛林法则的精英集团，利用经济的优势，以创办或收购、并吞的方式掌握、甚至垄断了“话语权”资源，用大量报道竞技体育或花边新闻的手段、来投多数民众的天性所好，分散他们对国家大事的注意力，再由代表集团核心利益的少数人来操盘控制社会舆论，误导民意。这只要回顾一下，美国在发动入侵伊拉克战争时，主流媒体前后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所以就算还有一部分所谓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除了用来“装点（言论自由)门面”的少数以外，最多也只能充当“事后诸葛亮”的角色而已。根本起不到在国家决策过程中，“代表社会良知”应该起的主导作用。

这也是中国事实上不可能有西方式“言论自由”的原因。因为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比如北京的计程车司机朋友们），只要愿意，就可以具备“国会议员”那样的议政能力。这是现阶段任何一个手中还没有掌握可以“以理服人”把握的政府，都不能或不敢做的事，因为这就好比“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过去历代的中国政权或统治者们，都只能为此背负着所谓“封建、专制、独裁、不民主、落后”之类的“黑锅”，并在最不该“韬光养晦”的时代，有苦难言地吃“哑巴亏”的原因，铸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至今还不能从精神层次上突破错误社会理论对世界的羁缚、由自己来开始造福于全人类事业的“大不幸”！

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从中国文化的立场来看，这个“天下”不是只供中国人生活的有限地盘，而是全人类共同生活的地球。这个“匹夫”也不是谭嗣同或后来的“几君子”们，或印度的甘地、古巴的格瓦拉之类等、鼠目寸光的“革命斗士”，以及至今还在热衷于争论『孔子是不是“丧家犬”？』的大众皇帝们。而是有着真正“全球观”和责任感的、客观始终存在的民主社会中的，每一个自觉的地球“主人”！

这就是笔者要给胡主席、温总理写公开信，敦请他们出面过问『解除国内对《新里程碑》网站屏蔽』（原文请查阅http://www.newmilestong.org/gkx/gkx70516.html)的理由和动机，以便由自己来充当《新理论》的“试验田”，由自己承担失败的责任，却和世人分享成功。因为就科学《认识论》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新理论》所赋予的能力，很容易让人们认识到，今天的中国和美国相比，恰恰是美国人“盗版”了中国文化中“扬长避短”的必胜策略原则，并加以充分发挥运用，而中国人自己却偏偏要“知彼而不知己”地“反其道而行之”，相比之下,理论上已经高下立见。如果不能及时“悬崖勒马”并改弦易辙，以西方没有条件实现的真正“言论自由”，去抢先夺得真正（显性）民主（与选举制度无关）的先机，再回过头来和西方一起，共创人类（而不是高等动物）全面、完整的“文明”。否则中国不远的未来，就是“胜负已定”的了。

现在已经可以断言『敢不敢解除对《新里程碑》网站的屏蔽是检验大陆民主真伪的客观标准』。而任何想对笔者采取“封嘴”的结果，在网路时代都是徒劳的。反而等于在“不知其所以然”的层次上，事与愿违地、提前奠定了作为“试金石”的笔者，成为“先知”的荒唐基础，因《新理论》本身，由于笔者的宣传水平和能力条件的拖累，还没有能产生出真正的“英雄”，而遂让自己“竖子成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