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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的千秋功罪 前苏联解体后的第一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日前因心脏病发不治而去世了。作为一个有世界级影响的大国前领导人,他的去世,当然会引起各国的一些评论,即所谓的“盖棺论定”是也,比如西方领导人对他大加赞赏和肯定,说他奠定了俄国民主的根基,并且进行了有效的改革,云云。
但是从历史的经验中,不难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除了一些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领导人,只能一笔带过以外。那些稍微对自己在位的那个时代走向,产生过一点影响的,都始终要处于“虽然棺已盖、却永远定不了论”的“待宣判”位置上,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重审”,和时而英雄、时而罪人的“改判”,翻来覆去而永无穷期。比如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武则天和成吉思汗,直到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等,无不如此。总是在改朝换代中,翻来覆去地、忽而定为“伟人”忽而又变成“魔头”,始终结不了案。
这叶利钦也不例外,因为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两极化的争议不断了。可以肯定,对叶利钦的功过评定,一定会随着那个国家在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而“与时俱变”的。所以毛泽东算是个明白人,留下了“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的诗句。而最明白的莫过于武则天,索性在自己墓前树了一块“无字碑”,意思是让后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朕不在乎”,更令人联想起一句好联“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不了了之”所隐含的哲理,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尴尬和无奈的现状。终于让只知其然的读书人胡适,从表象上总结出一句名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更让处于同样层次的西方哲学家,得出“历史的教训,就是没有教训”的结论;反倒是让相对棋高一著的毛泽东,得以打着“以史为鉴”的大旗,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左右逢源地、从一段段孤立的历史事件中,专挑对自己观点有利的东西来说事。最后自己又成了可以随意被后人从正、反两面同时拿来“为鉴”,一起去打文字官司的历史。究其原因,完全是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一个用来判断历史是非的客观公认的统一标准,就像没有一把公认标准的“尺”或“秤”,却要去度量一件东西的长短或轻重一样。这才是上面那些学者、哲学家或伟人,总是要说出一些似是而非、无是无非、亦是亦非的结论的根源。因为他们都拿不出可以“以理服人”而被公认接受的统一标准来。这也是“新人类社会学”理论,不承认当前人类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理由或根据之一,因为那些我们赖以为圭臬的社会理论本身,还没有达到“知其所以然”的科学认识论层次。而且也可以断言,处在初级层次上的社会理论,是永远提不出这个统一的客观标准来的。
所以可以认为,叶利钦的去世,就像是给俄罗斯的“历史留言簿”上添加了一页新的空白页。任何对叶利钦的评价,都只不过是“留言者”(各国政府、领导人或反映民意的影视媒体)本身的心态或价值观的一种自我体现。而已经成为历史的叶利钦,就像医学院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供学生去解剖、随时可以划上一刀看看,再做点笔记的人体。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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