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鲁迅在他的小说“生日”中,有一段极富现实意义的描写:说有一大户家人家，请了许多客人前来，给孩子庆祝“满月”。当孩子被被抱出来时，尽管外貌长相不尽如人意，还是获得一片恭维、赞美、唱和之声，一片主、客皆大欢喜的情景。即使个别不愿意“昧着良心说瞎话”的，出于“吃人嘴软”的缘故，也只能晃头摆脑地，从口中不断发出『看这孩子！哎呀…、啧啧…、真是…』之类，模棱两可，无是无非、亦是亦非的声音来敷衍过去。只有那不知省时度势、不通人情世故的书呆子“愣头青”，才会说出一句真正的大实话“这孩子早晚是要死的”，结果受到痛贬。由此可以按照“丛林法则”理论的优胜劣汰规律，考证出今天社会，假、大、空话盛行之必然。要是再进一步落实到物质、经济文明领域，根据“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遗传规律，当然只能产生出一批批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而不会是可以代表先进的象牙珠宝之类“产品”来的。这才是真正经得起实践检验，而无须因“缺钙”而必须靠权力或权威，来吹捧支持的科学社会观！ 其实这篇小说（或杂文）和鲁迅的所有文字一样，总是以高超而入木三分的艺术文笔，揭露、讽刺、抨击了一个有普遍代表性的社会现象，形象而准确地刻画出一个功利社会的天性（注意不是人性）丑陋。所以才能引起基层大众的普遍共鸣，造成震撼人心的社会影响，成为一切对现实社会不满，而企图以革命手段变革的人的普适“催情药”或大众“兴奋剂”。可以有把握地说，自鲁迅以后发生的每一次够得上规模的社会政治风破，无不都可以从中发现曾经服用过，并受其影响的痕迹。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催情药”不能催生恒永爱情，“兴奋剂”不能保持始终活力一样。鲁迅的作品也不具备激发国人真正的民族感情，或维持社会经久不衰的动力作用。所以永远只能被当时在野的反对派利用来煽动不满，破坏社会稳定，乘机乱中夺权的权宜之计。一旦政权到手，马上就“狡兔死、走狗烹”了。比如毛泽东对待鲁迅的态度就是典型一例，在革命年代中，他曾经把鲁迅誉为文艺旗手和斗士，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拥有绝对权力的他，不仅不再强调发扬鲁迅的批判精神，甚至对持这种精神说真话，来批评他自己的党内外人士（如梁漱溟或彭德怀）予以粗暴打击或报复。到了文革前后，在和一位历史教授的谈话中，更毫不隐讳地承认，要是鲁迅活到文革，可能也要受到批判打击。等于为笔者结论的正确性，作好了“背书”。 不过，我们必须承认毛泽东和鲁迅两人，都是足以归入历史上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伟人之列。而且他们和所有历史伟人一样（如孔子、秦始皇等），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伟大”，总是以给国家、民族制造出来的负面灾难性效果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这种“伟大”，总是和对社会所造成的灾难程度成正比的。其原因要是用科学的三层次《认识论》来解释，是一点也不困难的： 因为其实他们全都没有能够站到“知其所以然”的层次上，来认识社会上出现的一切问题或事物的本质。只是“知其然”地看到社会的表象，就自以为是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并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或社会影响力（软权力），来强行推动实践。所以必然地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详细阐述，请查阅拙文《认识论》http://www.newmilestone.org/clcb/clcb17.html)，而且能力和魄力越大的，后果也越严重。比如秦始皇不惜用“焚书坑儒”，从肉体上彻底消灭异己的手段，来达到思想的统一，反而促使自己王朝短命夭折；毛泽东为了尽快“超英赶美”的主观愿望，发动了劳民伤财的“大跃进”，造成人民数以千万计的“非正常死亡”。更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上制造出一起从规模到后果严重程度，都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人为大劫难。而让接班人面临不得不改弦易辙，不换跑道过不去的选择，其“后遗症”到今天还在不断发作，始终困扰着后来的领导人；而鲁迅要“灭亡汉字”的荒唐主张，其恶劣性质等同于“（自己）掘祖坟”，更是后来不断出现要全盘西化的激进帮思潮的开山或“始作甬者”，成了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敌人”；…。所有这些事例，都是缘于他们在同一个“知其然”的初级层次上，以自己的超凡能力，来抽象概括、认识当时社会问题的表象，并自以为是地，设计出解决对策，再利用手中掌握的软、硬权力来推动实践。所以从理论上就违背了“治本”的原则，注定了必然失败的宿命。 这也是和这些人同时代的“对手”（如毛时代的刘少奇和彭德怀）也好不到哪里去的原因。他们往往因为主、客观条件上的原因（能力或机遇）才屈居下风。结果却“因祸得福”，在当政者犯错误时撇清了责任，反而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或化身而让后人怀念不已。殊不知要是换了他们上台执政，肯定也会犯这样或那样甚至更严重的方向、原则性错误，最后必然地以坚持不下去的失败告终。这才是中国历史总是不断反复改朝换代的根本原因。因为整体上“眼睛是雪亮的”社会大众，在同样的表象认识层次上，看到（或感受到）了当时为政者的失误，以及亲身体会到失误造成的痛苦后果，心理上已经有了想变革的预期。要是拿来和在野的批评者所提出、主观上一定有“隐恶扬善”（突出好的一面）企图，却没有实践过的、想当然的一纸改革“蓝图”进行比较的话，思想上一定会作出倾向于反对派的逻辑选择（即所谓的“民意”）。就像媒婆拿一张有严重先天性心脏病的美女照片，到急于娶媳妇的光棍家去说亲的结果一样。而这样的“改革不成功”具体事例，早已经比比皆是，举不胜举了！ 也许有些人会以为，他们因此可以为自己的“接轨西化”诉求，找到一点借口或理由（现在就是这样）。难道真是如此吗？绝对不是。不仅不是，甚至可以断言，西方的社会理念，本质上比中国还要“落后”，或者说离真正的真理更远。因为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文化，已经在潜意识中，知道自己作为“人”的身份和地位，绝对不是什么畜生类动物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并懂得尝试通过强调“羞耻心”为主的，人性道德的教化，来培养和训练社会人和规范社会行为，还曾取得过相当的成功。而西方的社会理论，至今都不知道区分人和动物的逻辑特征，还在继续把自己说成是“高等动物”，坚持要实行在动物世界里才适用的“丛林法则”。拿比道德低一个档次、所以需要求助于宗教来补充、威慑、辅助的法制（治），当成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唯一手段，还要沾沾自喜地、美其名曰“先进的法制国家”，其文化“含金量”和中国文化相比，最多只不过和一个“地区冠军”相当，是一种典型的“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现象。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呢？ 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如老子、孔子之类的圣贤学者，受当时客观的时代和物质条件局限，无法将自己的理论提高到“知其所以然”的理性、本质层次，不能形成可以直接应用来认识和指导社会实践的完整系统理论。结果他们博大精深的思想和精神智慧财产，却被真正科学的中国语言文字，以成语、格言、神话、文言文故事等形式，用相当于今天的“压缩文件”格式保存下来，一直流传到今天。却因为没有解压缩而被埋没，得不到有系统地推广和应用，甚至被有意识的歪曲或误解，背上“落后”的黑锅。更可惜的是，后来的中国人，自皇帝和下面的读书人官员开始，在不知不觉中，带头按照“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客观自然规律行事。随着西方商品进入中国，同时带来了新的物质文明。受到道德也消灭不了的、以各种自私、贪婪和欲望为代表的天性的影响，潜移默化、自然而然地，在向天性倒退的方向上，和外部世界产生了一致的趋同性。终于让世界变成了今天这种全人类利用自己创造的物质文明条件，一起来“窝里斗”凸显出“不是丛林、胜似从林”的国际乱象。从客观整体高度来看，十足一付不知长进、没有出息的样子！不信请看： 今天的中国，且不说在台湾的那部分中国人的政府和立法院，早已抛弃了“羞耻”作为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畜生的这一关键的区别要素，整体已经成了集“寡廉鲜耻”之大成的代表。而那里的教育部长，竟然要公开反对使用作为中国文化精华的组成部分的成语。还要修改历史教科书，企图掩饰或美化侵略者罪行、认贼作父。已经犯下相当于“灭祖欺宗”的大错。所以未来真正的问题，是中华民族在收回祖产（台湾）后，要不要把这些没有出息的败类“开除族籍”？根本不存在什么同意不同意台湾“独立”的问题！ 而现在的大陆社会，面临西方有物质、没精神的所谓“现代化”的冲击，就像一台以先进的“WINDOWS”（中国文化）为操作系统的电脑，突然要处理用“DOS”系统（西方文化）写成的文件一样，进退失据、左右为难。于是有一批“会读书而不会用”的激进帮读书人，用只有在相对简单得多的自然科学领域才适用的理工科思维，自以为得计地、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等同于要将已经装有先进的电脑操作系统，再次格式化（彻底清除原有数据）后，重新装回没有升过级的老系统。这种弃先进而就落后的行为，不仅十分愚蠢可笑，而且运行中一定会出现许多不能“兼容”、甚至会导致“死机”的问题。于是又有另一部分“会读书而不会用”的保守派读书人，看到或感觉到这些问题，提出了“复兴古代（中国）文化“的口号，重新捧出一批穿长袍马褂和西装领带兼容并蓄的所谓男女“国学大师”，去到处演讲、开讲座、办电视广播节目，大谈起“稷山学堂”“岳麓书院”之类百家争鸣的陈年老事，翻晒起两千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来，并开始付诸行动、实践。于是，中国大地上，以和当代气氛格格不入、而显得不伦不类的“祭孔”、“祭祖（炎黄二帝）”仪式之类的复古活动为先导，重新涌现出一批打着“国学”旗号的私塾、学堂，一批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小帽的“小皇帝、小公主”们，天天被用现代高级轿车送进这里，学古礼、读论语、背三字经、诵千字文。一付不顾当今中国处在何年、何时、何地（国际环境）现实的冒牌“桃花源”场景。跟那些打着五星级酒店别墅式管理、有进口师资、和西方名校接轨的所谓“贵族学校”一起，形成了极有中国特色，却毫无真正跟“与时俱进”概念吻合的发展进步气息，整个一没出息的“杂烩”景观！ 再以西方的美国为代表、一向被誉为敢于挑战、创新、进取，反对保守的美国人。面对每况愈下的国内外社会形势（恐怖活动和暴力犯罪案件，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同时朝恶性化趋势迅速发展），在只知道一个劲地发展包括宇宙太空在内，以大规模杀人为目的的高科技武器的同时。从几年前已经开始回过头来，重新讨论起传统家庭价值观的问题。而且主张回归传统和宗教价值观的呼声，居然已经成为近年来的总统选举活动中，候选人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议题和诉求。他们为什么不敢提哪怕是“政府电脑化”“警察机器人化”的科幻小说般口号，来多创造能引起争论的机会，从而争取碰撞出突破性的启发火花，让还是用“四条腿（高等动物）立场来思考”的社会科学家，直起腰来，真正以“人”的身份，来重建自己的社会理论系统？却反而要屈尊让自己高贵的脑袋转向后看，好像上帝“保佑美国人”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成为高等动物中，可以以强凌弱的“狮子王”，而再也不敢跨越“达尔文进化论”雷池一步。这不是没有出息的保守、怯懦，又是什么呢？ 再来看看理论上应该领袖全世界的联合国和其秘书长。它们实际的地位或作用，就算不用“一仆二主”来形容，充其量最多也只能拿来和春秋战国时代的盟主“周天子”--一个听由各属地的强权来摆布的傀儡相提并论。连所有成员国之间的互动模式，都有当”跟屁虫”、明显炒中国历史“（合纵连横）冷饭”的痕迹，比如近期对“朝核”和“伊核”问题的处理过程，以及期间各国和美国之间的互动制约和影响，就是典型！ 当前，全人类现在已经面临气候变暖、空气污染，生态环境恶化等日益临近的“末日”般灾难。大多数国家整体的表现，还都是先顾自己的“一己之私”，而忽视“唇亡齿寒”的道理。还留恋于自己蝇营狗苟的小算盘之中，连懂得不吃窝边草的兔子都不如！ 面对凡此种种有据可查的人类行为事实。难道还找得到比“没有出息”更确切和恰如其分的形容词来吗？我们怎么会变成这种样子的呢？ 可以有把握地说，这完全是因为人类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像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系统那样，可以认识和解释所有社会现象、并经得起推敲质疑或实践检验的、真正的社会科学理论系统。和已经日趋完善的自然科学相比，这本身就是自己在这比自然科学更重要的方面，相对“没有出息”的表现。所以今天的人类社会，才会像落入“三流医生或江湖郎中”手里的病人一样，当社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实际问题时，只知道开“消炎、止痛药”“清热、退烧针”之类的处方，靠社会经过长期运转磨练后，多少总会有一点的“免疫力”来碰运气。治好的算领袖自己的本事而载入史册，治不好再复发的，就靠选举（西方）或“改朝换代”（中国）来重新开始。根本拿不出一个正确的认识或解释，更不要说拿得出有效的“根治”办法来。不客气地说，社会学家就好像“兽医”般，凭一本以“丛林法则”原理为依据，写出来的“兽医学”教科书——西方社会理论，来开出一张张治“社会病”处方，并给社会服用各种各样富含“天性”荷尔蒙基因的“兽药”，终于将今天的人类社会，治成为一个只有物质文明的变态“动物世界”！ 其实人类的当务之急，就是需要创建一套可以正确认识和解释人类和人类社会的社会科学理论系统，作为宣告自己完成“阶段性进化”的标志，和向更高层次进军的精神准备。而且也已经具备了创建这种理论系统的条件，包括检验判断这种理论正确、有效性的唯一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看其有没有或能不能“以理服人”，以及敢不敢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检验、挑战或质疑？要是以这个标准来判断，就很容易得出现有的社会理论都是“有这样或那样错误”的结论。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各国口头上嚷嚷着“要世界和平、共赢”的同时，私底下都在积极进行“军备竞赛”的根本原因。因为大家（包括中国在内）实际上都没有在人的精神层次上“以理服人”的本钱，每一个民族或文化都有自己的“命门”或“死穴”，所以谁也不敢在这样的层次上“玩真的”。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回到低一级的进化层次上，不得已而“没有出息”地去追求像丛林动物般的“以力服人”了。这难道不正是当前全人类社会的真实写照吗？。我们（尤其是联合国）为什么不组织一部分人员，花点时间或精力，去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并设法加以解决呢？ 这本来是完全可能办到的（欢迎不服气者跳出来辩论），除非全人类都愿意接受自己本来就是如“阿斗”般、没有出息的“大众皇帝”的结论事实。那就只好去继续“醉生梦死”地，等着自己不想碰到的、诸如大规模肉体战争，或恐怖活动之类的恶人、坏事、以及许多其它天灾人祸，像水浒传中描写的一百零八位“天罡、地煞星”一样，来“替天行道”，对自己实施惩罚了。 而像水浒传中的洪太尉那样，打开井盖放出灾星的，就是因无知而无畏的西方错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