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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做得不错，但是还远远不够
最近各种影视或平面媒体上，掀起了一阵“于丹热”的旋风，比如：由她参与甚至主持的各种广播、电视节目纷至沓来，都获得极高的收视率；以她名义出版的书正在热销，报道说，为了参加她“售书签名会”，居然有人半夜从外地赶来排队：而在网路上所有有关她的各种各样讨论，都有特高的点击参与率。与此同时，她又和当今的所有名人一样，受到来自各方面（包括十个跟她同行的“博士”生），数量和严厉程度、也和她的知名度成正比的批评、非议甚至指责、否定。这种现象除了用“窝里斗”来形容外，再也找不出更恰如其分的词汇来了！
笔者完全无意装出貌似公正、客观、不偏不倚的姿态。因为以科学《认识论》的立场和观点来看，这种宣称要“全面、多元、客观、平衡报道社会新闻事件”行为的本质，其实就是站在“天性”一边（不同意者，请先去补一下“中学物理”，弄清“矢量”和“力的合成”等基础科学概念后，再来发表批评意见，以免无心“失足”站错队！），自觉或不自觉地“拉偏架”，是造成今天人类社会越来越向动物世界“接轨”靠拢现实的主要原因！
所以笔者要仗着科学《认识论》和《新人类社会学》理论（以下简称“新理论”详细阐述请浏览新里程碑网站http://www.newmilestone.org/clcb/clcb00.html）所赋予的底气，来尝试从“知其所以然”的层次上，公开评论一下于丹和“于丹现象”。希望于丹不妨身体力行地学学孔子，来个“闻过则喜”或甚至“不耻（不是齿）下问（质疑）”，从绝对属“野者”身份的笔者这里，发现一点快要荡然无存、甚至反而要把“无礼”当有理的社会之“礼”。而不要像其他没有出息的学者、权威或著名读书人那样，面对笔者找上门来的讨教，因为拿不出“真家伙”，所以故作不屑地，在笔者这块主动蹭上门来的活动“试金石”上，因“成色不足”，所以只好“色厉内荏”地挂“免战牌”，在因已经由网路保存而不能窜改的历史纪录上，留下不光彩的痕迹！
笔者认为，于丹的成名和迅速“窜红”，绝不是什么“瞎猫碰到死老鼠”般运气，而是有其主（内因）、客观（外因）必然的因素互动影响下的结果。因为她的确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等，成功的三要素：
首先，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在在转型期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世界各国虽然原因不同、却一致不希望中国真正强大的“国际红眼病”群起而攻之的压力，需要创造“先安内才能攘外”的环境气氛条件。而社会上却因允许出现不同道德、价值观后的碰撞，产生不安定的危险趋势，急需加入一种强有力的干预力量。所以那种始终强调“和谐、稳定”、却一度被毛泽东由于自己的强势领导不需要、而“打入冷宫”的儒家理论学说，就成了让高层瞩目的首选（天时）： 其次，于丹除了家庭幼时就打下的基本国学功底外，在大学时更选修了广播传媒宣传专业，又接触到许多西方新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学成后参加工作，得以学以致用地进入相关行业工作，既具备了真才实学且运用自如能力，又有了“近水楼台”的人际关系网条件。两个条件和客观“天时”的需要加在一起，她的走红，就成了“舍我其谁”的必然（地利）：
最后，于丹以近乎“窈窕淑女君子好俅”的“美女”面貌和身份，“鹤立鸡群”般地、出现在强调“男尊女卑”并以男性参与为主的儒学讲坛上。再加上以经济利益追求为主的商业性刻意宣传炒作、吹捧，推波助澜、锦上添花，自然要引起轰动。“物以稀为贵”地、犹如“众星捧月”般，想不红都不可能了（人和）。
由此可见，于丹和于丹现象的出现，完全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时势造英雄”结果。在连一个普通的“学生妹”都可以炒成“超女”的时代，由各有所图的上下左右，一起来捧红一个货真价实、才貌双全的女子，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大惊小怪的煽情理由，完全是“山中无老虎”般的少见多怪而已！
而笔者在此之前，之所以要旗帜鲜明地公开支持、肯定她走的道路和方向，一面倒地支持、肯定于丹，完全是因为看过她参加的几次电视节目，钦佩她博闻广记、出口成章、字字珠玑的真才实学。以及认为她在公开场合下，从表象层次上显现的动机和效果，完全和《新人类社会学》理论追求的方向和目的吻合。这在当前受错误社会理论的影响下，中外一片类似“动物世界”的环境气氛中，能把握得住而不轻易随波逐流。和当前盛行的机会主义一窝蜂现象相比，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
但是必须不客气地指出，于丹本身也是有很大缺陷或不足的。这就是为什么她一旦出名，就像“猪怕壮”一样，马上就要招来许多批评、攻击的主观原因。到不是因为她自身的素质有什么“瑕疵”（这方面起码对没有深入了解的笔者来说，无可挑剔），而是因为她所依据的儒学理论或观点，根本就有“先天性”的缺陷甚至错误，本身从建立伊始，就不具备“无懈可击”的实力,甚至存在连孔夫子当年都没有说清的问题。所以当有人“以子之矛来攻子之盾”般攻击于丹时，只要一触及这种理论的“软肋”，就像自己不能改变自己的遗传基因一样，无论她有多好的口才也是无济于事的白搭。所以最后只有像其他所有以各种错误理论为靠山的读书人一样，故作“不屑和你一般见识”的镇静，并挂起“免战牌”，先把自己定位成屹立不倒的“风车”，来造成挑战的对手是“唐吉柯德”的假象。再由身边的“粉丝”或同门师友出来，以“曲线迂回反击”式的支持,或打圆场式化解来息事宁人了。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自古以来的儒、道、法、理（学）等家读书人，面对因为只知其然，却说不出所以然的尴尬时，所经常采用的“遁术”伎俩。我们只要祭起毛泽东所悟出、可是连他自己也因为没有掌握可以“以理服人”的科学理论真理，照样害怕面对的“法宝”--认真二字，马上就现出“败絮其中”的原形来了。
这更是全人类社会迄今为止，都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社会的关键原因所在，只能不是靠独裁专制来“指鹿为马”地、强行说自己是“民主社会”；就是靠欺骗愚民的手段，学莫伯桑小说“俊友”的方式，拿另外一种不同制度类型社会中可能产生的缺点，来冲淡、掩饰自己社会包括选举在内的丑陋；总之，全都是假冒伪劣的“民主”赝品。因为他们都拿不出一个可以真正发挥人类理性特点来“以理服人”地认识、解释人类自己和自己社会的，科学而正确的社会理论！
那么，中国古代圣贤学者提出来的理论，真有那么多、那么大的错误吗？当然不是。否则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还有什么资格用博大精深来自诩？中华民族岂不是真成了假冒伪劣的“优秀民族”了吗？！
其实，如果以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绝对先进而科学的压缩文化”的观点，来认识和解释，那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可以认为，中国文化其实是一种以文言汉字为“代码”（电脑术语）形成的，既科学又先进、能够包容其它任何人类文化所不能涵盖的全部人文信息，所以绝对当得起“博大精深”称号的“压缩文化”。只可惜后来以这种代码写成各种学派理论的圣贤学者们，没有同时给弟子和后人，留下“解压缩”的指引（可能他们当时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结果让那些极其精炼的文字内容，反而种下给后来的统治者或朝野读书人，可以根据自己或自己集团利益的考量，来随心所欲、扬长避短地做出解释，更可以左右逢源的祸根。让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就在各种“独尊（儒、道、法、理学等诸家)”的轮流上台操盘实践，却全部以失败告终的事与愿违中轮回，至今都跳不出（或不愿跳出）这个历史宿命的怪圈！
而于丹之所以回避面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孔子理论的指责，可能就是因为文言文功底不足，忘记区别相邻两个同样的字却有不同的“格”，一为动词、一为名词。要是以此来解压缩孔子的本意，就知道他是想说『处在不同位置上的人（如君、臣、父、子）都要克尽自己定位上的职责或本分。无论作为君王或臣子什么的，各自都要遵守社会道德或礼仪要求的不同行为准则。身为父亲或儿子的也一样。』试想一下，这难道不正是最正确的社会伦理，又何错之有呢？如果以此来要求今天社会的官员，或每一个家庭成员，并鼓励他们身体力行的话，今天还会有如此多的社会问题吗？
其实于丹完全有可能以自己已经具备的实力，和“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用“与时俱进”的科学新思维，来跳出旧习惯势力的怪圈，接替已经因年龄而感到力不从心的笔者，把利用“新理论”解压缩中国文化的工作进行到底。以现代文明赋予的能力，将这个博大精深的文化，升级成适用于全人类（不是高等动物）而放之四海而皆准、且可以“以理服人”的科学新“论语”（社会理论系统）来治天下，真正完成中国文化当仁不让的“天降大任”（另一“天降大任”，是赋予西方文化担负的物质文明建设）。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只知道一味匍匐在巨人的脚下唱赞歌，在瞎吹胡捧的同时，顺便去捡食一点他们没有嚼烂的精神之“果”，让自己成了像“黄鼠狼下的耗子——一代不如一代”！
这是完全办得到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站在古代圣贤学者巨人的肩膀上，而且“因祸得福”地，坐享了伟大的西方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包括电脑和资讯网路在内的、只多不少的物质基础条件。理应替前人弥补上全人类社会因精神文明落后于物质文明，两者不能同步发展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担负起重新迎头赶上的责任。而不是象现在这样避重就轻地，像猪八戒那样，去抢挑西方的“轻担”。客观上等于在世人面前，展现出一付没有出息的“窝囊废”形象！
这绝对不是哗众取宠、血口喷人式的空口说白话，而是有意识观察、分析、总结东西方人类社会实践记录后，归纳出来的结论，研究方法和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一样，只是对象不同，一个是在丛林中和人类有逻辑原则区别的动物；另一个则是已经走出丛林，进入自己人造的非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的人类自己。两者科学意义上的高下，已经不言自明了！
如果于丹教授不服气的话，欢迎公开提问题“过招”（笔者的数百篇相关文字，全部保留在《新里程碑》网站（http://newmilestone.0rg),以及部分放在博讯新闻网的《潘一丁文集》（http://www.boxun.com/hero/hero/panyiding.shtml）中，可供参考或从中挑刺。
在这里笔者还要替“新理论”夸下海口：于丹教授可以以她一贯通俗、平实的风格，向笔者提出三个“咬文嚼字”以外的问题，由笔者来公开作答。只要有一个答不上来或不能“以理服人（众）”。就愿当于丹教授的名义“徒孙”。同时请于丹教授只要回答笔者提出的一个“如何以儒家理论来解释公仆说”的问题，由笔者加以公开点评。然后由她自己决定是否愿当“新理论”的“函授弟子”？绝不勉强！
但愿于丹教授不会以对一个“野（孔子求礼的源头）”者的态度表现，来证明自己只不过是中国文化沃土上窜出来的又一颗“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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