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新年献辞——献给《民主论坛》
   
   新年又要来了，我在网络上问王德邦先生：“北京一别，一切可好？”他答：“是呀，不觉一年有余。”此时方才大惊：又是一年过去了。
   
   我曾经不住地问过自己：“过去的一年我究竟做了些什么？”当我被监禁的时候，一天一天打发无聊的日子，心里想着：等出去后，一定要抓紧时间工作。可是当我出来之后，仍在肆意地挥霍时间。

   
   在很多人那里，每一年都有不同的色彩，而对于一个投身民主化运动的人来说，每一年的色彩都相同。每一年都是风雨之秋，似乎从我们自己到我们身边的世界，都只是在重复着一个一个的轮回而看不到一点变化迹象。可是在不知不觉中，一切正在悄然改变。
   
   如果我早出生二十年，那么张林先生、杨天水先生、李海先生、陈宴斌先生的遭遇，便是我的归宿，而我却因为晚生了二十年还没有得到和他们一样的东西。如果以上几位先生早生二十年，那么林昭先生、张志新先生、遇罗克先生、张春元先生的遭遇，便是他们的归宿，而他们却因为晚生二十年没有得到那些东西。先辈们付出巨大的牺牲，尽管他们没能看到专制制度在中国的土地上终结，但他们为我们铺平了道路，是以我们的行为，更应该无愧于他们所付出的一切。哪怕专制制度无法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终结，也要效法先辈，为后来者将道路铺得更加平坦。那时站在天上对着这片土地发出会心微笑，该是何等幸福？
   
   在今年早些时候，有人对我说：“高智晟先生是一个标志，如果高智晟先生被捕，那意味着共产党当局已经彻底放弃向民主制度转型的念头。到时候，会有成批成批的人投向海外，因为民主制度已经不可能在中国实现。”我并不相信这句话，因为我从不相信共产党当局会象被磁石吸引的铁屑一样向民主靠拢，如果中国能够实现民主，那只可能是争取来的而不是由谁赏给的。尽管自文革结束40年来，共产党当局一直在盗用由民主人士争取来的那么一丁点文明成就。他们从民主人士的思想体系中盗走有利于维护他们的统治的成份，然后将民主人士枪杀或者送进监狱。譬如他们镇压了1979年西单民主墙运动，然后盗走了改革、开放政策；镇压了1989年天安门运动，盗走了市场经济政策。改革开放或是市场经济，都是民主人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然后成了共产党当局脸上的金子。尽管这些东西到了共产党人那里，已经变得非常之蹩脚，但毕竟是一种进步。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在栽共产党人的脏，稍有判断力的人都可以看看，那些满脑肥肠的官僚和他们豢养的文武奴才，虽然人数有数千万之众，却整天只会挖空心思去爬官或者捞钱，他们不是思想者，不可能去为国家民族探索思考。即便他们写出什么论文之类，那也是抄来用于证明他们的工作成绩以便升迁的。而民主人士尽管贫病交加，却个个都是思想者——在当今中国，一个真正的思想者自然而然会成为一名民运——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探索各种各样的问题。
   
   高智晟先生被捕，但是没有人逃亡海外。因为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不是某个高高在上的领袖在率领一群喽罗想要和谁夺取政权，而是一个一个最普通的中国公民，在良知和理性的驱动下，度过自己活在当今中国社会之下的人生之旅。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既不会因为高智晟先生被捕而停下，也不会因为刘晓波先生被捕而停下，不会因为任何人的被捕而停下。若是开个小小玩笑：只有一种可能会减缓这个进程的速度，那就是共产党当局强悍到能够跑到美国去把洪哲胜先生抓起来。
   
   幸亏我们还有《民主论坛》，她给我们继续求索着活下去的希望。一转眼轮到了第九个年头，就象一转眼眼看第十八个年头即将来临一样。有人忘却了，而有人还在坚持。这些年如同一幕荒诞透顶的戏剧：有人因声色犬马、无耻下流而头顶光环，有人因不愿违背良知而头悬利剑。感谢慈悲的上帝，我们还有《民主论坛》，她是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最强有力的依靠，使那头顶的利剑不至于深入到我们灵魂深处。
   
   感谢慈悲的上帝，单单对我个人来说，这一年还算幸运。至少到了年底的时候，我还能为《民主论坛》写上一篇不伦不类的祝辞。
   
   我曾经记得，
   那繁花落尽的一瞬，
   你在茫茫人海深处，
   为我唱着
   来自往生的歌。
   
   套用我老家祭奠先人时的邀请辞格式：最崇高的敬意，献给李对龙先生、杨天水先生、郭起真先生、陈光诚先生、高智晟先生、郭飞雄先生、陈庆树先生、力虹先生、严正学先生……点到名的，没点到名的，都请来领去这份敬意……还有万万不能溜号的——洪哲胜先生。
   
   2006年12月21日晨于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