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的崩塌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是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土崩瓦解；第二层是计划经济被扫进垃圾堆；第三层是极权文化或曰党文化被肢解抛弃。而在极权瓦解的过程中，其表现大概是党文化先遭到抛弃，然后计划经济宣告破产，最后极权政治崩溃。

   在今天的中国，党文化虽然很难再在社会上占据绝对统治性地位，但它仍旧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因为党文化也在进行所谓的“与时俱进”，不断改头换面。在过去，它非常明确地表现为鼓吹阶级斗争和绝对革命性、绝对英雄主义。随着中国逐步走向后极权社会，它也在试图适应后极权社会的特点而变得有些面目模糊。但其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即党文化试图将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将一切引向保障绝对权力的合法性。过去它通过鼓吹阶级斗争达到这一目的，当阶级斗争观念被全社会抛弃之后，它又开始鼓吹帝王将相们的丰功伟绩，鼓吹国家主义，以及鼓吹在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至上哲学等等。

   在艺术领域，党文化的核心是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打着现实主义招牌的艺术“指导思想”。其实质就是形式上的教条主义，内容上的豢养主义。党非常明确地给这种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形式规定了一个宗旨，命令其必须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是以，艺术领域抛弃党文化，其第一步就是抛弃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苹果》是一部非常优秀的自然主义杰作，堪称中国大陆近十年来最优秀的电影作品。它的主线剧情结构非常简单，在北京城，一位洗脚城的打工妹刘苹果，醉酒后被其老板林东顺势强奸。刘苹果的丈夫，一位擦玻璃的工人，便以此为由向老板要钱。一位擦玻璃的工人当然不是资本家对手，要不到钱。然后峰回路转，刘苹果怀孕了，而其老板娘又不能生育，于是双方围绕这位腹中胎儿做交易，价码高达十数万。为保障生产顺利，刘苹果夫妇从贫民窟搬进老板豪宅内。刘苹果和其老板睡在一张床上，她丈夫则和老板娘三天两头寻些风流。谁料孩子生下来之后，亲子鉴定结果认为孩子是刘苹果夫妇的，与老板无关，于是风波再起。最后刘苹果带着一大包钱和孩子，离开了这个四人世界，把三个倒霉鬼扔在北京城内。

   这样的剧情，显然与“和谐社会”的宣传背道而驰。电影的命运也可想而知，它首先遭禁，然后被迫进行五次修改，改动了五十多处，删去二十多分钟（约五分之一），才被允许送到柏林电影节去参展。这些改动，理由都异常荒谬，比如影片原名为《迷失北京》，评审委员认为“北京”一词，具有特殊政治意义，不允许使用，只好改为《苹果》。影片中有一段支线剧情，涉及一位从乡下来京的女孩，不久便去干了卖肉为生的行当。评审委员认为乡下女孩应该纯洁质朴，怎么可能堕落为娼呢？勒令删去支线剧情。

   评审委员会一面尽职尽责维护着和谐社会的名声，一面又此地无银。伟大的首都北京城既然具有特殊政治意义，那为什么不能用来做标题？难道是因为即将举办奥运会的北京城不是伟大光荣的？用其做标题会降低了电影的成色？要么城里那些娼妓，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或者各位部长、司长大人的千金们从深宅大院走出，甘愿走进红灯区，为丰富广大市民的性生活，为建设她们父辈们提倡的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肉体。

   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们非常崇高而且公正，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司、部级大员，什么也不用上心就有资格尽情挥霍纳税人的钱。而娼妓们，当然是堕落的，因为她们中很多人，得把卖肉得来的钱寄回乡下去，供家里的小孩上学，给老人送终。尽管和谐社会需要她们来拉动经济发展，但部长和司长们说你是堕落的，那你就是堕落的。

   “现实主义刻画人的本性，自然主义刻画动物的本性。”这个关于自然主义的著名论断似乎有些偏颇，却也离题不远。不过在自然主义的追随者心中，人的本性和动物的本性本是一体的，不可剥裂，动物性是人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人和动物本无异处。

   在电影《苹果》中，我们看不到传统关于人性的描绘，涉及理想、信念、温情脉脉的东西，全都毫无踪影。无论是身为工人的刘苹果夫妇，或是资本家身份的林东夫妇，他们都有存在一些显著的共同点：缺乏个性、缺乏情感、缺乏自我，似乎只存在生物学领域里的性命，而不存在宗教领域中的生命。他们活得都很不爽，哪怕他们疯狂地性交。他们活得都非常缺乏安全感，仿佛身边到处都是捕手和陷阱，并且他们也丝毫不会在意去为别人下一些陷阱以将其猎获。这种艺术思潮和艺术形式在西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曾经风靡一时，法国的福楼拜和左拉，美国的亨利。德莱赛和杰克。伦敦是这一流派的代表。并且自然主义的倡导者大多是政治上的左派（此处左派指一般意义上的左派，而非中国这种特殊环境下的左派。比如一般意义上，社会主义属于左派，国家主义属于右派，而中国的左派们既鼓吹社会主义又鼓吹国家主义，因为在一个极左或者极右的社会，一切都不能用正常标准来衡量，也不能用正常逻辑来推导。）。人与动物一个重要差异在于人受到伦理的约束，而动物不受伦理约束仅仅遵从自然生存法则。极权社会用一种人类历史上最为强悍的伦理观念，彻底清洗了人类历史上的所有伦理观念。所以当极权社会的这种强悍伦理观念崩塌之后，全社会进入一种没有伦理观念的状态。这也是后极权社会的典型文化现状，现实是残酷的，并且是真实的，它不会因任何刻意宣传和掩盖而有丝毫改变，电影《苹果》将这一现状搬上了银幕。

   有许多人在不遗余力地批判我们的社会，道德伦理素质之低下，感叹人心不古。其中不少人是当年极权的拥趸。笔者在此也想表明自己的态度：如果在现在的伦理缺失状态和过去的革命伦理统治状态二者之间进行选择，那笔者绝对心甘情愿选择不要任何伦理。并且想对那些正在顿足捶胸的极权拥趸们说：正是他们当年所谓的“激情燃烧”，导致了当今社会的伦理缺失。他们破掉了“四旧”，扫荡了一切“牛鬼蛇神”，铲除了一切“封建的”、“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修正主义”的生活方式。成就了他们自己所谓的“激情”，毁灭了全社会的正常人性。

   电影《苹果》真正的主角是刘苹果的丈夫安坤。他是位擦玻璃的工人，在我们惯常接受的思维方式中，工人在艺术作品中的形象都是正面的。但是安坤的形象让那些阶级分析法的支持者们感到失望。他在工作时，隔着玻璃墙目睹自己的妻子被人按住强行性交。按照《红灯记》一类作品的逻辑，安坤应该奋起反抗，杀了那个给他绿帽子的人，然后投奔梁山或者井冈山。但安坤对此的反应，却是用刚才隔着玻璃墙学会的性交姿势，把自己的妻子再压在身下一次，以此作为一种阿Q的报复。后来他想起，可以去找那个强奸自己妻子的人要钱。不过他没要到钱，窝窝囊囊回来了。

   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著名小说《日瓦格医生》中，也有类似情节，帕沙的女朋友拉拉遭到了考马洛韦斯基强奸。帕沙和安坤的反应非常相似，先是暴怒，想找强奸者算账，然后回来折磨自己的伴侣。不过帕沙要比安坤强许多，他没有过分欺凌拉拉，当拉拉再次陷入身处尴尬和凶险双重困境时，他挺身而出，成功保护了拉拉。

   林东强奸了刘苹果，考马洛韦斯基强奸了拉拉。事发后刘苹果和拉拉都曾找过对方。而对方的答复竟然惊人地相似：“那时候你不也很爽吗？”

   安坤和帕沙后来都成了某种意义上的革命者。帕沙成了传统意义上的暴力革命者，他去革那群“在饥饿人群的呐喊声中喝酒跳舞的猪”们的命。暴力革命的洪流迅速洗掉了他人性中所有的美好侧面，他成了冷骨无情的斯切克，面无表情地枪毙人或者焚毁村庄。

   安坤也成为了一名革命者，和暴力革命者不同的是，他是为犬儒革命者，不仅革命思维犬儒，革命行径也很犬儒。他去找自己的革命对象要钱，试图通过钱来弥补自己受到的侵害。结果发现自己不是林东对手，是以坦然接受失败。不过后来他又发现，如果有人给自己戴绿帽子，那么最好的回击就是还他一顶绿帽子戴戴。

   在他的心中，丝毫也没有刘苹果的地位。他从未想过，强奸发生之后，自己的妻子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是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出，如果将这对夫妻放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那么一旦需要，安坤随时都会把自己的妻子推到挨批斗的桌子上。他并不能被称为一个人，而只能被称为一头动物。

   在极权专制之下，人的的确确和动物并没有什么区别。无论其经济地位、政治地位还是文化地位皆是如此。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动物式的待遇，他都自一出生就被锁定为一头动物。

   洛克曾经警告那些乌托邦的崇拜者：公有制意味着奴役。当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他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并非洛克擅长掐算，能知天命，因为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逻辑。

   公有，等同于一无所有。因为在公有制下，人无权处置自己的劳动成果，他在经济上必须依赖他人的分配。分配给他多少，就是多少。就象一头牲口，往它的槽里倒多少草料，那就是多少。无论它今天驼了多少跺子，耕了多少地，它都不可能由自己来决定自己究竟能够获得什么回报。在公有制下，人的政治地位也是同样，一个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必须倚赖于他人的安排，安排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只有政治上如此，才能使公有制经济制度运转起来。这样一来，人在政治地位上也变成了一头牲口，需要你去耕田，你就得去耕田，需要你去拉磨，你不能去拉车，不再需要你的性命继续存在时，你就得下锅。同样，公有制下的人，在文化上也与牲口无异。公有制的政治制度，必须存在一个绝对权力阶层，调度社会的一切。如果这个权力阶层无法有效调度一切，那么公有的经济制度就运转不下去，人们就会各自为阵。是以公有制下的人们，他们只可能接受到权力阶层所提倡的文化，权力阶层觉得社会应该接受什么，那就只有什么。因为他们掌握着经济和政治的分配、安排大权，而传播文化需要物力和人力作为载体。比如刊印书籍需要纸张和劳工。

   但人毕竟是人，尽管身份与牲口无异，却终归不是牲口，人会思考。时间长了，公有制必然渐渐松动直至最后解体。它一边松动解体一边抛洒巨大的权力空白和文化空白。于是众人纷纷去抢占这些空白。

   林东夫妇是抢占这些空白的成功者，他们成了资本家，既有钱，又有权。随着极权社会的进一步松动和崩塌，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这些人的共同之处可以概括为一首下里巴人的打油诗：“一起扛过枪（当造反派），一起下过乡（当知青），一起分过赃（成为既得利益者），一起嫖过娼（消费既得利益）。”他们或者从政，或者经商，然后凭借当年扛枪下乡的交情相互为为对方提供便利。这些人的存在，是中国社会由极权专制转向威权专制的社会基础。他们在极权松动的过程中渐渐控制了社会的权力和财富，一旦极权崩溃，他们很可能在未来社会中建立一个新的独裁政权。电影非常清晰地表达出一个信息：身为工人的安坤，他只可能在这些人的夹缝里寻找自己的利益所在，绝对没有能力和这些人正面交锋，无论他想要交锋的欲望有多么强烈。这在过去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在过去，只有资本家在工人们的夹缝中寻找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