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下和喻东岳先生共处经历和感受之前，介绍一下他的生平颇有必要，因为"天安门三君子"（或称 "湖南三君子"）虽然做出了一个标志性的壮举，但由于当权者新闻、出版桎梏的原因，大多数中国人对他们一无所知。这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是个莫大的耻辱和悲 哀，但五十八年来，我们所遗忘和被遗忘之事实在太多，以至于我们甚至忘记了，自己究竟遗忘了多少不该遗忘之事。况且每一次遗忘，又都只不过是使这个国度的 耻辱和悲哀增加一层。蒙受一百年的耻辱，也许需要一千年来洗清，是以，为了这个必将过去的时代，我们需要付出千百年作为代价。

   喻东岳先生于1967年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曾做过教师和《浏阳日报》社编辑，年轻时写诗一挥而就，可惜至今所有诗稿俱已轶失。1989 年天安门运动期间与同乡余志坚、鲁德成同上北京，5月23日，三人用颜料、墨水泼污了天安门城楼前毛泽东巨幅画像，希望以此行动证明："个人崇拜的时代已 一去不返。"三人迅速被捕并遭判刑，其中余志坚被判终身监禁；鲁德成被判监禁15年；喻东岳被判监禁17年。喻1991年于狱中精神失常，2006年出 狱，现居于原籍浏阳，倚赖亲友抚养。。

   喻东岳总是非常平静，尤其当他和并不熟识者在一起时，但是他经常自言自语，有时说浏阳话，有时说长沙话，有时说普通话，在他感到高兴时，他甚至满口英语。有一次高琴声女士同他在一起，问他："想要吃什么？"他说："不要电击！"

   每当想起这四个字，我就难以抑制自己的忧伤，我想，所有知道喻东岳的人想起这四个字，都会抑制不住忧伤。他于1991年开始精神失常，那一年他在狱中喊了一 句："打倒邓小平！"然后遭到了在狱中最为残酷的一场毒打，至今仍旧可以在他头顶附近颅骨上找到那场毒打的烙印：一条约寸许长、一指宽的凹槽。我不知道这 场毒打与他的精神失常有何种联系，但我愿意将这条凹槽当作一个时代的印记，因为那个时代的一切，都被刻进了这道凹槽之中。

   他有时住在浏阳乡下，有时住在浏阳城妹妹家，当他住在妹妹家时，余志坚先生会把他接来小住几日。

   当我第一次见到喻东岳 的时候，他正坐在余志坚寒舍的木椅子上，似乎有些惊恐，又转而羞涩。旁边的人告诉他我的名字，并让我在他身边坐下，递给他一根烟，他点上，渐渐平静。我望 着他的侧面：宽阔的额头、挺直的鼻梁、丰满的唇线、柔和的下巴，比例非常协调完美，再配上漆黑的双眸，虽是东方人的轮廓，却令人想起大理石雕成的希腊少年 像。对于美男子的评判，我想女性比男性更有发言权，我听到过好几位女士说过："东岳长得真是英俊……"

   大约一刻钟以后，旁人指着我问他："阿东，这是谁？"他抬眼看我一眼，缓缓吐出"欧阳小戎"四个字。大家都有些高兴，又问他余志坚是谁，他用浏阳乡下土话说了句什么，似乎对这个问题并不感兴趣，疑顿片刻之后继续以愉快的语调用浏阳土话说着什么，旁人告诉我，他在说某次一起爬山的事。

   他 似乎从来没有不耐烦过，有人与他说话，他便略带高兴说几句，无人和他搭腔，他便在一旁默默看着什么。有时盯着电视机，有时不知望着哪里，一动不动，无人知 道他究竟在想什么，只能看见他清澈目光异常平静且专注，令人想起冰河世纪之前的湖水。当你看着他的眼睛，你会怀疑那目光来自另一个世界。

   我很不愿意用"精神失常"一词来定义他的心理状况，我觉得这是对他极大的不尊重。但是从医学上说，这的确就是精神失常。一个精神失常的 人，行为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其中还或多或少带有攻击性，会令人心中产生某种不适，但喻东岳却恰恰相反，坐在他身边，会感到非常坦然和宁静。起初我把这种状况当作一个奇迹，不久，便感到悲哀，因为他之所以能在精神失常之后，仍然带给人巨大的安全感，完完全全是因为十七年非常态的生活。

   他从 不自做主张去干什么，哪怕最微不足道的事，也只有别人指引之后他才会去做，尽管以他的意识，完全有能力对该做的事做出决定。比如上公共车，尽管他非常清楚 乘坐公共车的程序，也要旁人说一声："阿东，上车了。"他才会上车。又比如，他吃饭时只吃离自己近的菜，不会把筷子伸得很远。

   于是我开始推测，他在精神失常之初，可能也具有一定攻击性，但狱中的恶劣环境令他丧失了所有的攻击性，甚至连大部分主动性皆已丧失。他所念念不忘的"不要电击"，自然可以想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仍然活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暴政的一个铁证，就象齐志勇先生伤残的下肢一样。这样的铁证比比皆是，且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但如果这些真诚而热情的生命遭到残害，其后果仅仅只能成为某些真相的见证的话，这无疑是个令人心碎而又刻骨铭心的现实。时间已经过了十八年，当年无数令人忧心忡忡或是义愤填膺之事， 如今越发变本加厉，且变得更加堂而皇之。譬如浏阳这个小小县级市里，帝宫般的政府机关建筑群，其豪华和恢弘程度，远远超过了"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 或是慈禧太后的颐和园。这是一个简单的信号，他们想要向世人证明，如今一个小小的县令，都远非历史上那些奢华帝王们可比。就在同一个浏阳，人们在这片奢华 到了极点的"行政中心"面前瞠目结舌之时，却忘记了这里还有伤残者喻东岳。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不禁想要问，那些挥霍着纳税人血汗并因此趾高气昂，荼毒着纳 税人灵魂并因此意气风发者，他们可曾想过或许明天便即将到来的审判？

   我觉得我是他的朋友，坐在他身边觉得心灵象是回到童真时代一样。余志坚先生对我说："有时看看阿东，觉得挺羡慕他的，他现在什么也不想，而我还有无数烦心事。"我说："是的，他已经先于我们得到自由了。"

   我 喜欢挽着他的手和他走在一起，尤其是夜里，我们一起背诵李白的《将进酒》。他已经不能完整背诵，然后我们一起在路上双脚并拢跳来跳去。他喜欢喝酒，而且一 饮而尽，喝完开始满嘴英文，他的英文水平要比我高许多，有一次我听见他在高声诵着林肯总统的演讲，结束时更加动情："that we here highly resolve that these dead shall not have died in vain -- 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我相信他，相信他仍旧知道我们并不自由，相信他心中仍充满了对自由的向往。

   他每次都装束得非常整齐，他会自己穿衣洗漱。尽管衣服有些破旧，却气度非凡。但每当他走近一间屋子时，我都会想起法国小说中那些才华横溢却穷困潦倒的艺术家们走进某位贵妇沙龙时的情景。当然，他不能说话，只要他一开口，人们就知道他已精神失常。

   有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马路边花台上，浏阳的夜色非常奇怪，有时觉得它很美，有时却觉得它正在腐烂。我明白这叫做"衰世浮华"。他不知望着哪里，我怀疑他在望着 眼前这条马路，便问他："你记得这里吗？"他摇头。复问："这里是浏阳你记得吗？"他又摇头。眼前的刘阳城，和十七年前相比，已经大大地变了模样。我仍不 死心："那么浏阳河你记得吗？"他说："浏阳河，洗澡……"然后眼神变得更佳清澈，让人觉得那是一种神秘的宗教。但是浏阳河已经不能洗澡了，河水很脏。

   他是一位受害者，他曾经才华横溢，二十一岁就能写出珍珠一样的诗篇。但如今所有的诗篇都已远去，只剩下一双眼神，仿佛望着来生。

   有 一天从长沙来的李东卓先生前来看望他，顺便送给他的妹妹一台电脑。李东卓一进门，他站起来高兴地和李东卓先生握手，高喊着："李东卓。"好象还有点害臊， 喊完又挠自己后脑勺。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我想此刻最为高兴的莫过于李东卓先生，因为他似乎很久没有来浏阳了，而喻东岳竟然一眼就认出了他。我甚至觉得自 己有些吃李东卓先生的醋，因为转眼问他我是谁，他却又记不起来了。

   鲁德成的夫人和孩子还在浏阳，当局不肯发放签证让他们出国一家团聚。余、喻、鲁三家人经常在一起，有时一群人一起跑到这家吃饭，有时又 到那家吃饭。我在浏阳呆了一个多礼拜，印象中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吃饭，都是几家人聚在一起。余志坚的夫人刚从湖北嫁过来，她对我说："我们几家就象一家人一 样，真是难以想象……"一边说一边抬眼望着天花板，脸上挂满疑惑的微笑。我觉得她似乎想要望穿天花板，看看天上的星星有没有在启示什么。

   四月中旬，我在长沙和喻东岳先生分别。长沙的春色正越来越浓，这春天很好，长沙并不象一个告别的城市。我准备到湖北去，传说中那里的杨花可以愁煞渡江人。不过现在还没有忧愁，因为扬子江还离得很远。

   那时他正在下着一盘象棋，棋局很狼狈。他没有和我告别，所以我只好在心底说一声：

   别了……

   浏阳河蜿蜒流走，人们仍旧唱着："出了个毛主席，他领导我们得解放。"这令人伤感的歌不知还要流传多少年。浏阳河会记得的，这里出过三位青年，他们的勇气令他们永葆青春。

   别了，如果是永远的别离，那就永远永远地别了……

   注：余志坚于2001年获假释出狱，现居于浏阳县城。鲁德成于1998年获假释出狱，现居于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