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笔记.在唐荆陵律师家中
   
   欧阳小戎
   
   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律师，还有一种人叫做讼棍。喜欢玩弄文字游戏的纪晓岚有首咏鹅的诗里写道：“鹅鹅鹅鹅鹅鹅鹅，一鹅一鹅又一鹅，空食王家千钟禄，凤凰何少尔何多？”不管被称为“王家”的钱，或是“国家”的钱，那都是是老百姓的辛苦钱，民脂民膏，这些钱从来和老百姓不沾边，仿佛都是从天上掉下来。在极权专制之下，这是个可怜的普遍现象，老百姓奔波劳苦，养活一群鹅，这些鹅们啥也不干，专靠与各种鸡或者鸭子们一起厮混作乐。

   
   在法律界，律师何少，讼棍何多？
   
   我觉得我算是个幸运儿，我认识几位真正的律师：李柏光、李建强、唐荆陵、杨在新……不过，现在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没了律师证，原因自然不言而喻：伟大的党不允许，党觉得自己订的那些法律是在给自己抽耳光，又不好意思说自己不法制，于是要把那些准备向他举起耳光之手的律师们掐住。
   
   伟大的党，可谓英才倍出，有位“政策研究”方面的专家说起农民“闹事”的时候，总结说：“请各位政策研究部门同志注意，农民总是专拣法律里对他们有利的条款，而从不提那些对他们不利的条款。”我靠！党的“专家”难道都是这一副玩弄“法律”这个词的脸嘴？为什么会有些法律对农民有利，有些却不利？只说明整个法律体系就是个自相矛盾的怪物，根本没有任何法的精神可言，只不过是某些人随意摆布出来的玩意儿，所以它“丑得惊动了党中央”。我记得年少时读初中，课本上拿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来教育我们。可是当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学习英国工人争取自己在宪章里的权利时，他们却说：“违背了《刑法》XXXX条；违背了《新闻出版法》XXXX条；违背了《突发事件应对法》XXXX条……都给我监牢里蹲着去！”妈的！《宪法》是个婊子，而且她的儿子们可以任意强奸她并无需付任何责任，只要党乐意。
   
   言归正传，对我来说，唐荆陵律师要比党重要许多，只不过是因为生活在党的统治之下，什么事也绕不开党而已。
   
   唐律师告诉我：“我现在不能称为律师，只能叫做法律工作者。”然后苦笑。在我的的印象里，他是位大帅哥，我至今仍旧清晰地记得，在太石村，唐律师一边行走，一边微笑着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说：“妈妈，我很好，一会就回来了。”那气度，可谓风流倜傥，令女性着迷。谁料到这个报平安的电话刚挂上不久，便遭到匪徒袭击，将他们乘坐的出租车砸得稀巴烂。不过人的潇洒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轻松的心境，我见到他到时候，他似乎已经不那么帅了。原因很简单，他的律师证没了，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很多东西，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或者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全部。人真是种奇怪的动物，当他面对太石村附近大批匪徒时，显得风度翩翩，而面对我一个根本不会动他一根毫毛的朋友时，却多少有些霉烂的样子。
   
   我在广州火车站下了车，拨通唐律师电话，因为他早就说过：“如果来广州，就住我家里。”让人好生欢喜。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住店实在非我所愿。虽然一切似乎令人满意，但总归还是遗憾，因为郭飞雄被捕了。到广州见不找郭飞雄，就象到南京见不找杨天水，到重庆见不着许万平一样。
   
   按照指定乘车路线，我又下了公共汽车，唐律师到公交车站来接我。见到他，我略微有些吃惊，疑心他干的不是律师，而是IT业。因为他剃了小平头，脚踏布鞋，衣着非常朴素，哪怕在太阳下面也没见多少光泽。单看外貌，并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律师们那种“成功男人”的派头。因为他本不是一位有钱的律师，更何况现在连律师也当不了。律师这个行当，要想有钱很简单，当然这不是和太子党们比，而是和工薪者比。他没能成为一名有钱的律师，此中原因不言而喻。当然你也可以疑心是他太蠢笨的缘故，不过他上海交大毕业，我想这可以推翻你的疑心。如果你说的蠢笨和我所说的不是一回事，（在我们这个社会，坚守人格底线也可以被称为“蠢笨”。）那我只好报以苦笑。
   
   他见到我，笑着冲我走来，我亦报之一笑，问：“我这身打扮还行吧？”我想他也许会以审美的目光一边点头一边回答：“嗯，有点浪迹天涯的样子……”但是他只是答道：“一看就是外地来的……”然后拉起我往家走，一边走一边说前几天林信舒老先生来，就是入住他家。我多多少少有些落空，只好随他前往家中去。
   
   唐家并不宽敞，朝向也不好，不过他对此颇为满意。并迅速决定安排家宴款待我这远来之人。宴会是吃火锅，原材料均来自附近菜市场。晚饭前光景，唐家娘子回来了，开始忙活做饭。一会吴伟（野渡）也来了，继而是唐彬伉俪。这两位倒霉蛋一位因为办了个试图共建“和谐社会”的网站，一位因为以记者身份跑了趟番禺，试图去共建一个“和谐太石村”，都糊里糊涂加入了待业青年大军。不过社会不会因他们的失业就变得“不和谐”，因为他们虽然成了计算失业率时的分子，却永远不会成为估算犯罪率时的分子，除非算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当然，一个具有潜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的家伙，给“和谐社会”带来的危害，远远胜于广州那些令人闻风丧胆的飞车劫匪。由此我总结出一条定律：不要试图去和谁共建“和谐社会”，那只会变得更加“不和谐””。
   
   座中一共五位男士，两位女士。女士们太过于雅致，以至于我这乡巴佬越发抬不起头来。越是吃饭，头低得越发厉害，于是女士们嘲笑我“象个大姑娘”。我印象中当年共产党人柔石也是这个脾气，连鲁迅都笑他迂。当然共产党员要比我们幸福得多，当年共产党实行“美眉分配制度”，组织上会关心你的个人问题，给你“分配”一个“美眉”。比如他们先后把贺子珍美眉和江青美眉分配给了毛润之哥哥；把康克清美眉分配给了朱德哥哥；数不胜数……有多少革命干部，就要储备至少两倍以上的美眉以供分配之需。而现在，俺们这类反革命分子，想找个美眉还得自己费尽心思去泡，时代真是一朝不如一朝。
   
   唐家娘子做的火锅很好吃，我象个痨症鬼一样吃了很多排骨和鱼，成心要把坐火车吃方便面的那几顿损失全给找补回来。女士们高兴了，一会，唐家娘子问我几岁，我答虚岁29，她有些难过：“看起来受过不少苦。”我说：“国保也说我象个吸毒的。”
   
   后来，听说许万平先生也被国保形容为：“象个吸毒的。”能和许万平先生有某种相通之处，我感到莫大荣幸。
   
   我觉得自己总的来说还是讨人喜欢的，虽然在女士面前，我一说话就脸红，而且不敢抬头。他们不住夸我，说我的生活很浪漫，我说：“主要是因为我不挑剔，只要是能吃的，随便什么都能吃饱，有个猪窝就能睡觉。”
   
   唐家娘子轻轻看了她家相公一眼，眼神中掠过一丝忧伤，继而有转向我轻轻笑道：“我们刚到深圳的时候，过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日子。”我疑心她是不是在怀念那段生活，因为她甚至表现得有些恍惚。“这段时间过去就好了。”她继而接着说，我觉得她是当真的，不是在安慰我，她认为我以后的日子会过得不错。不过她还是不太了解我是个什么样的家伙，我想我会一直很穷。
   
   我很羡慕那些在艰难中相互扶持，相互守候的男女们，那才是真正的感情基础。我们一边吃，一边渐渐忘记了时间，谈起湖南三君子，吴伟先生有些哽咽，他无法接受那段残酷的历史，因为三君子是被学生们自己捉起来交给警察的，以当时的情形，警察们根本不敢来捉人。为此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感到愧疚，因为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毛泽东暴政的受害者。而三君子所作的，正是无数中国人想要去做的，并且何止是朝那头像扔些颜料？但是一切，都落到了三君子头上，我们是罪人。
   
   夜已经很深了，我和唐律师仍旧在说话，他是位甘地主义者。只有印度那种充满宗教和哲学氛围的国度，才是甘地主义的生根之土，也许他会觉得很孤独。
   
   我也觉得很孤独，我想，这孤独是因为夜的缘故。不过，再怎么说，我们不是一个人，这已经足够了，哪怕我们远隔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