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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主化运动的一点思考
对民主化运动的一点思考
欧阳小戎
我所理解的民主化运动，并非特指某种有利于民主化进程的活动方式，而是泛指一切有利于推进中国文明化的活动。只要某人是站在思想认识的高度、从价值取向的基础出发，在主动进行着有利于提高中国社会文明程度的工作，那么他就是一位“民运”人士。譬如不同政见者、非官方志愿者组织、慈善活动者等等，甚至可以说，如果中国共产党真的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那么他们也是民运人士。因为因公所立的党，必定追求民主，该政党的首要任务就是推行普遍选举。执政以民为本，必定追求民主，该执政势力的首要任务就是推行普遍选举。民主化与文明化密不可分，没有民主，文明必定衰落，譬如希腊罗马辉煌古典文明的衰落，与古代民主制度的衰落密不可分。又如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国，使德意志民族重新回到野蛮洪荒的杀戮年代，傲视全世界的德国文明在二十世纪大踏步倒退，也直接源于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被纳粹摧毁。而一旦希特勒倒台，西德便重新回到文明的轨道，这也以民主制度的确立密不可分。是否具备一个成型的宪政体系，乃是评判一个社会是否步入现代文明最基本的标尺。
作为一名“民运”后辈，笔者的思想还极度不成型，但是先辈们绝对不会因为这些思想的不成型就否定我的发言权，那是专制者干的事。是以，笔者记录下以下一些思考，以行使自己的发言权。
当你心情平静下来，稍有理性的人都能意识到所谓：“宁要两个相互制约的魔鬼，不要一个不受限制的天使。”
极权专制之所以阻碍社会文明的发展，并非根源于极权者罪恶的人性，而是这套极权制度无力阻止人性恶在政治上形成不受限制的局面。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极权统治之下，一切不利于极权者统治的因素，都要面临一个极度困难的生存空间。但是如果仍旧启用目前中国共产党的原班人马组建一个党派，放到民主制度下进行政治角力，那么这些人会开创出另外一个绝然不同的局面，他们也许组建一个比西方诸多主流政党更称职的公职人员队伍。因为在民主制度之下，投身政治的人们只有在公职上有称职的表现，才能维持他们的政治生命。
有关于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比较，相信稍有判断力的人都能做出一个最根本的优劣判断，尤其是生在专制制度之下的人们，更加深知专制制度对社会的危害。因此，本文不再赘述民主制度的优势，而是试图与读者诸君探讨在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
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封闭，缺乏与其它文明的交流碰撞，没有参照对象可以反思自己，没有萌生新思想的土壤和空气。所以只能数千年重复着王朝更迭，中国人活在这个社会上只有三件事可做：第一，躲起来；第二，当别人的奴才和牲畜；第三，把别人当奴才和牲畜。对于广大当着别人奴才和牲畜的人们来说，世世代代奴才和牲畜的地位，导致他们丧失对社会文明进步的追求，丧失社会责任感，丧失勇气和精神，除了自保之外，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因为这四千年的极权专制告诉人们，无论你去追求什么，只要与统治者的利益相冲突，最后都只有以惨剧收场。
可悲的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全球化大潮席卷世界的年代，国民的这个心理状态，并没有多大改变。大部分国民仍旧认为，换个政治环境，只不过是换个统治者，奴才和牲畜们依旧还是奴才和牲畜，不会有什么变化。这样的心理环境，应该还会持续很长时间，甚至有朝一日建立了民主制度，相当一部分国民的心态仍旧还是如此。至于有多长，笔者不敢估计。如果非要做一个估计，那么从笔者一贯的悲观主义思维方式出发，至少还要持续50年以上，如果试图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人们不努力，那么这个时间会更长。因为制度与文化会相互渗透，这种渗透的力度非常之强。当今中国处于极权专制之下，而国民这样的心理状态，又是极权者最愿意看到的现实。所以极权者会动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社会资源，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和全球化大潮对抗，抵制民主思想在中国传播，以维护极权势力的统治地位。
极权者们的手段各有不同，譬如中国和朝鲜就是两种态度。但是无论是哪里的极权者，他们在对抗世界大潮时，都要先竖立一面文化大旗，试图证明他们所谓的“文化”，要比全世界所有的文化都要更优秀。在朝鲜和古巴，共产主义的红旗依旧脆弱地招摇着，尽管二十世纪的历史早已告诉人们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或者说共产主义究竟会带来什么东西。在中东、北非的一些国家，极权者喜欢打宗教旗号，譬如萨达姆.侯赛因，当他需要应付海湾战争时，马上在自己的“国旗”上加上“安拉最伟大”的字样。塔利班政权更是集疯狂的政教合一与极权专制于一身，它居然能在现代社会找到生存空间，也算一个不小的“奇迹”。黑非洲的极权者们喜欢以“反抗殖民主义的英雄”自居，实际上他们对黑非洲犯下的罪行，远胜于殖民主义。
中国历史悠久，尤其是以撒谎、阴谋、迫害和鼓吹为特征的政治“文明”，更是世界第一。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极权者们一直在不断更新他们的文化旗帜。尤其是无端制造民族情绪，鼓吹“伟大复兴”最为成功。这个所谓的“伟大复兴”，客观上阻断了西方思想在青年一代中的传播，直接导致1989年后，青年一代精神沦落，不再努力学习与思考，变成夜郎自大的极度自卑者。与八十年代青年欣欣向荣的精神面貌形成鲜明对比。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没有社会责任感不配被称为“知识分子”。每一位真正理性、睿智的知识分子，都必然有过年轻时为了单纯的信念而挥洒青春与热情，甚至无所顾忌面对牺牲场面的经历。自民国初年，教育事业发展，共和思想逐步深入人心之后，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就有为国聚会抗争，为民聚会请命的传统，尽管他们还不够理性，判断力有限。而这正是青年的特点，不可能要求青年象中年人一样思维清晰，象老年人一样平静。但是我们可以在纵观百年历史之后，再特写1989年之后的青年一代。他们比这一百年来的任何一代青年都更加缺乏理性，更加缺乏判断力，更可悲的是，为国为民抗争请命的传统已经在这一代青年身上终结。
这就是极权制度的威力，因为这个制度没有制衡，是个为所欲为的制度，所以它能够调动全社会的资源，集中力量摧毁他们认为应该摧毁的东西。很多人看到了世界大潮，看到大多数极权政权的倒台，就乐观地认为世界大潮会迅速横扫一切。但是他们没能深入思考中国长达四千年的专制历史遗留给下的各种精神包袱。中国的极权者正是利用这些精神包袱在同世界大潮周旋。这个大潮早在孙文开始革命时便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但是经历了百年，除了一个小岛台湾，中国社会并没有多大变化，甚至可以说在倒退。
以上是我对中国社会现状的一些个人认识，这些认识使我得出一个结论，即：极权势力依旧强大，国民性依旧奴化，破除四千年的旧制，依旧任重道远。但是不必灰心，多年缓慢的对外开放，已经使得民主制度在中国人心目中建立起了普遍好感。除非他们不和外国人做生意，不让人看电视、上网、读报，也不让人知道这世界有外国，有电视、电脑和报纸，否则人们总会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民主制度的蛛丝马迹。我想要和读者诸君探讨的是：如何面对推进民主化进程中的各种思想和观念。
第一，关于多元化的思考。
试图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人们，大多在认知层面上达到了一定高度。从人性本身的角度出发，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人的思想总是形形色色。用中国古代的通俗语言说：“人上一百，五艺齐全。”尤其知识分子更加如此。任何想要试图将他人思想纳入自己渠道的做法，如果发展到一定规模，都只一个结果：形成专制。多元并存胜于真理在握，这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最基本的观点，不必对自由主义理论做什么系统研究，就可以接受这个结论。
山东大学的孙文广教授认为，所谓求同存异，并非求小同而存大异，乃是求大同而存大异。所谓大同，是在根本目标上的同；而大异，则是在行动方式上的异。我的一个朋友形象地将当今中国社会比喻为“患了艾滋病”，治疗艾滋病，当前最有效的办法是鸡尾酒疗法，不能仅依靠一剂或几剂药解决，必须多种药剂，甚至我们能够想到的所有药剂都一齐动用，并在此过程中不断研究新药剂，才有机会治好艾滋病。
中国棋院副院长华以刚先生曾经说过：“凡关心、支持、爱护中国围棋事业的人，就是我的领导。”华以刚先生的事业是推进中国围棋普及，而孙文广先生的事业是推进中国民主化。孙先生认为：无论是谁，只要他愿意了解一些相关的东西，无论民主理论、维权运动、自由写作……与民主相关的一切，那么他便是可贵的。
换另一个角度来看，从个人的能力来说，每个人的禀赋，都不可能涵盖全局，他只有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特长。应该鼓励每个投身民主化运动的人们，去发挥他们的特长，并且尊重每个人的个性，才能将有限的人力资源，在极权专制的高压下得到尽可能的发挥。譬如不应该要求一名自由诗人去当维权律师；或者要求一名人权活动者去搞文艺批判。并且，通常情况下，当一个人的特长得到发挥，那么他的精神压力便会减轻。众所周知，投身民主化运动所要面临的是什么？当人们因为自己的选择被迫面对巨大的外部压力时，减轻他的内在精神压力，能够有效提高他的工作效率，并使他更加坚韧。
第二，关于公民教育的思考。
李慎之先生曾经说过：“真正的现代化，乃是心灵的现代化。”极权者们往往将一些经济上的发展，当作是他们给中国带来现代化的证据。我们承认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社会取得了很多趋向文明的进步，但是在根源上，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可悲的现状，中国的国民素质正在一代不如一代。毫无疑问，国民素质退化的罪魁祸首，乃是极权专制，因为什么样的制度，造就什么的国民性。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极权制度存在的时间越长，中国的国民性离“真正的现代化”也就越来越远。
是以，有人对公民教育持悲观态度。
但是我想请问，如果没有大量的现代公民参与，那么我们拿什么来推进民主化进程。在一个公民意识缺失的社会，一切政治上的重大变更，都将落入王朝更迭的悲剧循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已经循环了四千年，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再也没有循环的资本。
所以笔者认为，对公民教育持悲观态度的人们，应该抱着悲观而不消沉的态度去对待公民教育。因为公民意识，乃是民主的基础。而公民教育的方式更加多种多样，沉睡在人们心头的公民意识，可能会因为一首诗歌而唤醒，也可能因听了某个讲座、读了某篇论述而萌发，更有可能参与或目睹了某次社会活动而得到提高……可以说，每一点试图推进民主化的努力，都是在进行着公民教育，无论以什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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