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郭国汀律师
   
   欧阳小戎
   
   如果算是回忆的话，我所回忆的也许仅仅是一个名字或者一种诗意的意象，因为我从没见过郭国汀律师。但这已经足够，因为这个名字之于他，便是全世界。

   
   有时候，我觉得有些感觉既不可思议，又奇妙之极。譬如我时常感到，自己曾经见过谁？早已和他熟识。但现实情况是，这个人我从未见过，正如《红楼梦》中黛玉初逢宝玉时，暗自惊呼：“好生面善，仿佛在哪里见过！”我是个信仰宗教的人，从我的信仰里，不难为自己这种感觉找到解释：我们曾经在往生的某个轮回里，共同经历过什么刻骨铭心的往事，这是往生的缘分未尽，在今生继续。
   
   这样的人很多，我似乎见过张林、杨天水、刘贤斌、许万平、孙文广、郑宜春……郭国汀律师也是其中一位。
   
   有个典故说：某举子看不起担粪桶浇菜的老农，笑话人家“不学”。旁边老和尚看见，嗔道：“他已经读了十辈子书，早就读够了，所以今生当个农夫。你前辈子就是条癞皮狗，佛祖看你可怜才赏你机会去识几个字，你凭什么看不起人家？”所以我一直有个幻觉，总是觉得我们这些混蛋们今生之所以沦为一名反革命，那是因为往生欠下了过多孽债。我和郭律师不知在哪一辈子，一定曾经搭档干过盗匪之类的勾当，他撬锁，我把风。因为主犯的缘故，他早超生了十几年。
   
   在上海的时候，我与李剑虹女士交厚，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业余文学小青年。有一天，李女士打来电话，告诉我有个叫郭国汀的律师，被吊销了执照，然后抓了进去，但是他在里头不肯认罪，而当局也没什么理由说他有罪，想把他赶到海外去。现在要开听证会，问我去不去旁听。我大喜：“郭国汀！我认识！他不是给黄金秋辩护过吗？”李女士说他辩护过的反革命何止黄金秋一人。我说：“对！他还给法轮功辩护！”
   
   我一向敬佩敢给异议人士和法轮功辩护的律师，尽管反革命和法轮功都是被专政的对象，但是他们有权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尽管这种辩护显得徒劳无益，还会给律师自己招来横祸。（譬如莫少平律师为张林先生的辩护词，换了西方法庭——有人说西方法庭根本不存在这种案子，所以这个假设不成立——那么换沙皇的法庭吧，凭莫律师天才般无懈可击的辩护词，和与之对比检察官荒唐可笑的起诉书，张林先生一定当堂释放，可是在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这个年代，这等于在说梦话。）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须要律师，我们的律师没必要去辩护。信奉民主和法制的人们，就应该遵从民主和法制的规则，如果行为偏离自己所心中的理想，那我只好怀疑你是嘴上的伪民主。
   
   我对郭国汀律师的了解远不止这些，我还知道他是上海律师界继郑恩宠律师之后的又一个骄傲，上海有反革命倾向青年们的榜样。放眼全中国律师界，他这样的律师也寥寥可数。
   
   听证会那天上午，一觉醒来，发现手机上有好几条未读短讯和好几个未接来电。原来是李剑虹女士告知我听证会时间地点。可是我睡得太死醒得太晚，已经错过。那天准备去旁听听证会的人很多，江浙一带几位仰慕郭律师的人们也早早赶来。但没有一个人进得去，当局为了阻止有人旁听，听证会被临时改了时间地点。李剑虹女士才一露头便被逮个正着，弄到个偏僻局子里关了一个白天，把她塞进汽车时还把她手指弄破。从杭州赶来的吴孟谦先生和上海本地青年王建波先生，打了辆车想赶往更改地址后的会场。下车没走几步，一群警察便围上来，两人分头逃跑。警察一面在后面追一面高喊：“抓小偷！”孟谦先生一面跑一面取出随身携带的关于郭律师资料向街上人们散发，很快被抓住。路人问：“为什么要抓他？”因为路人看着孟谦先生文质彬彬的样子颇感不解。警察说：“他是小偷。”孟谦说：“你说我偷了什么？”再补充：“他们是特务密探，我来旁听一场听证会……”路人喊：“特务可耻！”几个警察飞快把他带走并送去吃了几顿牢饭。而王建波本已逃脱，却在好奇心驱驶下折回来想看看热闹，结果自投罗网。
   
   最后，郭律师听证会“顺利”召开，旁听席上都是些秘密警察。
   
   我没有能够赶上这出好戏，郭律师很快就要被驱逐出境。一群人天真地筹划着要请他喝顿饯行酒，解解故人西出阳关的惆怅。于是我开始准备，当年肖邦流亡异国时，在波兰边境，一位姑娘捧着一捧泥土来到他面前：“这是波兰的泥土，请您记得……”多年以后，病入膏肓的肖邦秘密回到波兰，他希望临死前再看一眼自己的祖国，尽管这样的长途跋涉只会令他离死神更近一步。马车在泥泞的化冻泥土路上颠簸，钢琴诗人蜷缩在车厢内，捧着那捧泥土泣不成声。他已时日无多，而祖国的自由依旧遥遥无期。
   
   我收集了一捧中国的泥土，它们来自建筑工人的窝棚旁；来自长寿路人行道旁的梧桐树下；还有提蓝桥监狱墙根的灰尘，里头也许还有林昭留下的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太天真了，我们根本没有再见到郭律师的机会。
   
   上海不属于我们这样的人，不久，李剑虹女士想要到深圳去找份工作谋生，因为在上海，有人不让她得到糊口的工作，尽管她是华师大老牌硕士生，和现在的硕士完全是两个概念。我前去相送，那天下着大雨。我们冒雨步行前往地铁站，她说：“我敬佩郭律师这样的人，他要是不干这个，怎么说也已经攒了个几百万，现在什么都陪进去了。”我说：“这个国家不适合你，你也象他一样走吧，到自由世界里去。”她摇摇头：“我觉得郭律师并不会因为到了那边就觉得自由和幸福。”
   
   那年冬天，我去青岛，见到了李建强律师。得知我从上海来，他竖起大拇指：“上海的老郭！有种！”我说：“可惜被赶到国外去了，要不然没准到你这里来的时候，能把他也伙同上。”他叹了一口气：“老郭是好人，可是在国外的那些，没有一个是心安的。”然后跺跺脚下的泥土：“故土情结啊！换了我也不愿出去。”我们谈起维权律师的现状，他便拿出一份律师界的签名来（忘记了是什么签名，似乎是一份关于要求推进司法改革的倡议书）：“看，第一个是老郭，第二个就是我！”自豪之色流于言表。
   
   我有些难过：“不知这辈子，有没有机会见到他了……”
   
   在哈维尔的理想里，真正的共和国是：服务于个人，并因此希望个人也能为之服务。我们生在斯国，无力去做多少服务于人之事，只好默默祝福我们的每一位朋友，并因此希望得到朋友们的祝福。
   
   祝福你，郭律师！祝你在他乡，仍如活在这故土之上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