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初怀念狱中人
   
   欧阳小戎
   
   我曾经有几次机会可以遇上郭飞雄先生，可惜每一次都和他擦肩而过。当我终于决定到广州去的时候，他却已经被捕，有消息说，看守所里的管教们将他铐起来绑在床上，原因是他在里头绝食。看守所里睡的是大统铺，设计标准睡十二人，但是实际人数往往比这个数目要大得多。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将人绑在大统铺上殊为不易，但是公安局的警察、看守所和劳教队以及监狱里的管教们有的是办法和手段。郭飞雄被绑在上面，继续绝水绝食，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类似的情景我只在林昭的材料里见过，或者我的朋友王金波也有类似经历，但和他谈起狱中遭遇时，他总是轻描淡写一笔代过。

   
   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过，象林昭这样的情况，应该不是少数，只不过林昭留下了血书，使她的事迹得以为众人所知。在我的朋友中，陈宴斌先生是个令人惊叹的奇迹。他剃着小平头，戴着眼镜，衣着整洁朴素，身材挺拔，面貌英俊，脸上时常带着腼腆羞涩的表情。虽然年近四十，却依然是一副八十年代末期在学校里读书的学生样子。谁也想不到他曾经坐了十五年牢，更想不到他在牢里一次次为了那么一丁点残存的尊严，和狱中各种势力以死相拼，好几次差一点连命都保不住。
   
   每当遇上一位坐过牢的朋友，我都下意识想要向他们打听坐牢的经验。我的朋友李海评价陈宴斌先生时说：“他居然能用这种方式挺过十五年而精神不变，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我觉得“奇迹”这个词，还不足以形容，应该说是个“神迹”。在我眼里，郭飞雄和陈宴斌是一类人，所以当郭飞雄先生被捕之后，我有些害怕：万一发生什么危及生命的事，那该如何是好？一位信仰基督的朋友对我说：“祷告吧，只要我们足够虔诚。”于是我开始祷告，但事情丝毫也没有好转，好消息一个也没有传出，恰恰相反，郭飞雄被从温暖的广州转押到冰天雪地的沈阳去了。
   
   过去的丙戌年发生过无数人权灾难，其中许万平、杨天水两位先生被判刑十二之悲剧，堪称悲剧中的悲剧。几年前一个冬天，狱中的张林先生给夫人寄来一封信，说自己一切都好，只是严冬将至，尚缺寒衣。似乎冥冥中早已注定，张林夫人刚刚收到这封信，便同时收到了天水先生寄来的过冬衣物。我听见好几位政治犯亲属说过，每到冬天，天水先生便寄来寒衣，而他自己则在靠稀饭咸菜度日。去年冬天，我曾试图给狱中的天水先生也寄些衣物，但一直没有联系上他的亲人。实际上，所谓“联系不上”，只不过是自己给自己找的一个托词罢了，如果我已学到天水先生万一，那么他早就应该穿上了我寄去的衣物。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某天他质问那些将杨天水投入监狱的人：“为什么要判杨天水十二年？你们就真的连一点良心都不讲，哪怕要判，稍微轻一些难道不行？”那些人答复：“我们已经网开一面，判了十二年已是对他莫大的宽大，本准备判他个十八、二十年的。”呜呼！禽兽！说起将一个人投入黑牢，让他十八、二十年霉烂在里头的时候，竟然还能如此轻松惬意，面不改色地以施恩者自居。这不是禽兽又是何物？
   
   在冠冕堂皇的“和谐社会”里，一切带来“不和谐”因素的人，都将遭到灭顶之灾。小到一套音响，大到全世界，都有人在不遗余力试图为之贴上“和谐”的标签。人们说印度不和谐，印度有贫民窟，用脏兮兮的恒河水洗澡。那是因为印度没有户籍制度；没有恶城管到处砸人的摊子；没有收容遣送制度；没有人把“市容市貌”看得比泰山还重，而底层民众的疾苦则如鸿毛一般。如果中国的农民可以自由地进城，并在城里自由地选择职业和居所，那么中国的城市里会出现比印度更简陋得多的贫民窟。如果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能够自由地追求并充分享受宗教、哲学、艺术等精神文化生活而非知只顾惟利是图，那么中国的江河里会有比印度人更多的洗浴者。
   
   在我们这个“和谐社会”里，有一位名叫严正学的画家，他曾经象传说中的行吟歌者一般，在动荡的文化大革命年代，背着画夹流浪四方，把我们这片广袤的土地当成一个巨大象牙塔，成了中国第一位自由画家。但是这片土地辜负了他，于是他决定抗争，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真正的象牙塔。他成了中国“民告官”第一人，不停地和统治者打官司。因为“告官”，他成了无数“不和谐”因素的缔造者，令那些追求“和谐”的人们恼恨不已。十几年来，严先生因此被放劳教、遭殴打、家破人亡、一贫如洗，但他一直不肯屈服，最终灭顶之灾终于降临，于去年年底再次被捕，尽管严先生早已年逾花甲。
   
   严正学先生高大、黝黑、满面沧桑。尽管历经无数风雨，心灵依旧童稚一般，这是天生的伟大艺术家气质。地痞流氓们坐牢了，仍旧能过得很好，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迎逢管教，在牢房里用最野蛮和最卑鄙残酷的手段弄权，对其它犯人称王称霸，作威作福来赢得他想要追求的流氓无赖生活。但是艺术家则不同，监狱对于艺术家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地狱，他们的牵挂，他们的忧伤，他们的情感，他们对自由、美和真诚的追求，在那里头没有一样可以得到抒发。前不久，惊闻严正学先生在看守所里试图自尽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这一定是他们给严先生罗织一大堆无稽之谈的罪名，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这些所谓的“罪名”，必重判无赦。严先生已经六十四岁，如果刑期在十年以上，我实在不敢想象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在《古拉格群岛》的扉页上，题着一行凝重得令人窒息的文字：“献给死去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愿他们原谅我，没能猜到一切，没能看到一切，没能想起一切。”今天我们这些可怜的人们，早已听猜到、看到并想起了一切，可是我们又能祈求谁来原谅我们的无能为力？
   
   和高大、黝黑的严正学先生相比，许万平先生是另一个极端，瘦弱矮小，面色苍白。知道世界上有许万平这个人的人寥寥可数，如果不是因为和杨天水先生几乎同时被判刑十二年，那么知道许万平先生的人，更加少得可怜。他是个三代“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他的妻子是为下岗工人，按理，他是这个国家的“领导阶级”，可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无情并不停地砸在他身上。1989年六月初，北京的枪声传到重庆，举国上下人心惶惶，准备逃避灾祸之时，许先生身披一条巨大白色横幅出现广场上，横幅上赫然写着：“杀人犯李鹏！”后迅速被捕，判刑八年。出狱后不久，又遭劳教，如今再判刑十二年，这一生活得如同地狱。
   
   万平先生生活十分节俭，和杨天水先生一样，又以在牢里骨头硬而闻名遐尔，因此常年面呈菜色，孱弱单薄。再次坐牢，一定会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是以他刚被捕时，曾有朋友专程赶到重庆，试图为他奔走。官方给万平先生指定了一个律师，那律师放话：“我和法院、检察院关系都很不错，我来出面会有一个不错的结果，你们最好不要涉入，以免把事弄砸。”朋友闻言，觉得自己出面希望也十分渺茫，为了万平先生能有一个相对好一点的结果，放弃了原先的念头，应允不再涉入。谁料正中奸计，未久，许万平先生被判十二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信夫！徒呼奈何。
   
   过去的丙戌年，又有成批中国最优秀的儿子进了专制者的监狱，再加上往年的入狱者，实在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也许历史会记住他们，也许他们会被忘记。如今传统的春节又来了，这意味着又是一个春天，在我外婆家的堂屋里，燕子已经开始衔泥筑巢。对萧萧暮雨撒江天，匆匆春去春又归。三十多年过去，有时我们偶尔想起：春天走了。或者偶尔发现：春天又来了。这个雪莱愿意用西风去换取的季节，仿佛从来没有在我们心灵中存在过。已经到来的丁亥年必定还是充斥着抓捕和迫害的一年，但是我们还没有死去，“仅仅活着，这就不错了”。（廖亦武语）也许要等到这片土地上的铅华和铅毒全部洗尽，才会有灰烬中的涅盘。
   
   祝李元龙先生、许万平先生、杨天水先生、郭起真先生、陈光诚先生、杨茂东先生、张建红先生、陈树庆先生、池建伟先生、严正学先生以及在过去一年中所有入狱的良心犯们新春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