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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世英 ( Nguyễn Thế Anh )
巴黎索邦尼大學高等研究實踐學院 (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Université Sorbonne , Paris )
譯者﹕ 嶺南遺民
* 信仰共產主義的越南歷史學派從來都在越南歷史課題中突顯出一些具重大意義的中心議題, 特別強調在反外侵的鬥爭中早期發展起來的越南民族意識, 它使人相信在兩千年來為了民族生存而反抗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統治的鬥爭中產生了在東南亞地區內難以找尋到的一種特殊的民族精神﹐更為強烈的自我意識和激情。然而﹐這種認識實際上遠遠超越了民族主義概念中正常的政治內涵﹔它只能最適宜地描述為一種純粹的民族精神。實質上﹐以往反抗中國的侵略歷來只是主要地嘗試為反對超級大國﹐保持政治自主。除此之外﹐它並非是一般的種族、文化或意識形態上的問題。但是﹐當面臨西方帝國主義之時﹐出現了一股強調明顯特殊的種族差異﹐與廣泛不同的哲學和意識形態背景相對的人民抵抗運動。 那時越南人發覺到他們面對著一種新的統治形式﹐它使傳統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組織、運行和價值被分裂和脫節﹐並要求重立新的政治行動。於是﹐ 越南人的民族意識需要尋找一種新的表達形式﹐ 而1880年至1940年期間出現的現象就是該形式主要的課題之一。
若民族主義意味著意識形態﹐ 同時強調一種文化認同的重新發現和維持﹐ 以及現代物質的技術與革命理念的相結合﹐ 那麼﹐ 明顯地﹐十九世紀下半葉越南的反法殖民主義鬥爭並不算是民族主義的﹐ 它僅是一種仇外心理和忠於孔儒學說心態的混合物。然而﹐ 作為越南民族主義的重要先驅者﹐ 歷來又為抵抗運動前民族主義傳統意識形態的失敗者﹐ 最終引至在現代民族運動中出現了帶有吸收和改變成份了的某種的意識形態。
1860年間反抗法國征服交趾支那的鬥爭是由一批拒絕接受順化朝廷割讓南部省份給予法國的當地軍事指揮者領導﹐ 與此同時﹐ 由一批反對法國掌管交趾支那當地行政的文人激發起了另一種帶有南方色彩的政治意識。直至1883至1884年間法國在越南北部和中部設立了保護地後﹐ 激烈的反抗行動多少亦受到朝廷中妥協派的阻擾。可是﹐ 年青的咸宜 ( Hàm Nghi, 1871-1943 ) 王於1885年7月在順化皇城中倡喚起愛國學者和貴族們的“ 正義抵抗 ” 運動﹐ 常稱為“ 勤王運動 ” ( Phong Trào Cần Vương )﹔ 該抵抗運動持續至十九世紀末為止﹐ 並衡量了該時代越南人對王朝的忠誠﹐ 亦可以說呈現出了時代的民族意識。
 咸宜
“ 勤王運動 ” 同時帶有意識形態和種族政治的性質﹐ 它的鬥爭口號為“ 鏟除一切異族和驅趕法國人 ”﹐ 其目標為不分青紅皂白地屠殺越南天主教徒。可是他們的行動亦不一致﹐ 須嚴重依賴各地區的領袖﹐ 而無一人有足夠的能力把各方力量彙集於一人之領導下。此外﹐ 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歷史狀況下﹐除了朝廷和中央官僚階層之外﹐ 在越南難以出現任何一位領導者能夠把人民團結起來的現象。然而﹐為對侵略者所提出的要求作讓步﹐ 順化朝廷為自保而捨去了國家主權。由於此﹐ 人民對朝廷難以再表忠心的了。
實際上在“ 勤王運動 ”中人們仍然找尋不到有如其他民族國家類似的具有真正意義的越南概念。當傳統的精英集團和整個社會系統被轉入外國統治者手中之時﹐至十九世紀初, 政治意識形態的問題才呈現出來。那時挺身而出的越南民族主義者卻受到中國1898年改革運動的理念的重大影響。對這些人士來說﹐重要的不只是為推翻外國的統治和恢復越南的主權和自決權﹐ 而最為重視的是尋找一種新的價值和社會組織系統﹐ 同時使越南能夠重獲得失去了的獨立和社會的復甦。作為古代科舉制培養出的文憑持有者﹐ 他們大部份的人仍然是個孔儒革命者﹐ 儘管他們亦意識到為了越南社會產生急劇改變的結果﹐ 必須來一場社會政治的革命。
 潘佩珠
最具有代表性的第一代越南民族主義者要算潘佩珠 ( Phan Bội Châu, 1867年 - 1940年 ) 的了。他於1900年考上了地區官試後便奉獻一生投入反殖民主義的活動。在二十世紀的頭一個二十五年中﹐ 他幾乎成為了越南各黨派和政治活動的代表呼聲﹐ 令到殖民當局心驚膽戰。他欽佩日本王室的進步並以它為榜樣﹐ 希望越南的改革能夠步隨日本明治改革的模式﹐ 保留越南王室作為國家象徵性的支柱。他創立了“ 維新會 ” ( Duy Tân Hội ) 並倡議赴東瀛運動﹔以身作則他本人亦於1905年東赴日本。 1908年﹐有二百名越南人赴日求學﹐ 尋求救國和民族獨立之路。
可是﹐ 由於受到法國外交上的壓力﹐ 日本政府於1910年正式下令驅逐越南學生出境。同時﹐ 中國1911年辛亥革命更為吸引越南民族主義者﹐並把它視為應所追隨的革命模式。 1912年2月﹐ 潘佩珠與一百多名在中國南方作政治避難的越南人共同成立了個新的組織﹐稱為“ 越南光復會 ” ( Viêt Nam Quang Phục Hội ) 。 他們倡議建立類似孫中山在中國努力爭取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那樣的越南。最為重要的是﹐ 他們決定成立自己的軍隊來解放越南並計劃攻取下靠近中國邊界的地區﹐後為進而解放全國。那卻是當年越南民族歷史中極為關鍵的策略。可是, 潘佩珠的活動只取得某方面的成功。1925年於上海﹐ 潘佩珠最終被法國特工綁架帶返越南﹐ 後來被軟禁於順化直至去世的一刻。
 潘珠幀
與潘佩珠同一時代的另一位人物潘珠幀 ( Phan Châu Trinh, 1872年 - 1926年 ) 亦於1900年同樣考上地方官試, 然後當上了殖民地官員﹐ 並巡察了越南各省的傳統學校和考試制度﹔儘管他本人亦出身自那種學校﹐ 但他亦指出了該種教育系統的不足之處。他積極支持和參與1908年越南中部地區的反納稅運動, 後來在殖民政府鎮壓文人、貴族之時而被拘捕入獄。 1911年在法國人權同盟的壓力下﹐殖民當局釋放了潘珠幀。
1911年至1925年期間他在法國生活﹐居所亦成為了越南學生和政治活動分子的聚會處。他最激烈抨擊的對象就是王室。潘珠幀真正的高度評價西方的優越性不僅是科技的進步﹐還有比一切更為有活力的、根植於西方社會的民主政治。故此他提倡應該建立西方模式的共和憲制和總統選舉制﹐可是他的主張卻遭到了人們的譴責。
潘珠幀對王室制度抨擊的言論只是代表越南民族主義者中大部份人的普遍想法﹐而他們亦於1920年代對傳統的政治體制感到完全的失望。兩位潘先生之後的那一代人宣稱他們的意識形態是不可攻克的﹐並與他們的對手的舊態度作了斷然的分開。那時的民族主義不再僅為反殖民主義﹐它簡直就是革命。那就是越南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完全急劇的改變﹐摧毀法國殖民制度與附和於法國的越南王室﹐並決心要建立一個新的越南社會。
 阮泰學
在此背景下﹐ 1925年至1927年期間產生了政治危機﹐發生了無產者的地下活動﹐眾多的群眾示威和暴力事件。民族主義發展至為新的層面 ---- 更多更為廣泛的民眾比以前參與上述的活動, 革命時機經已到來。 1927年成立了越南國民黨 ( Việt Nam Quốc Dân Ðảng ) , 它表明了越南革命邁進了新的、更為高的有效階段﹐該黨包括了社會上廣泛的不同團體組織﹐融合了新的鬥爭方式。當時越南國民黨仍屬於地下活動的組織﹐由阮泰學 ( Nguyễn Thái Học ) 擔任黨魁。他原是個河內師範學院的學生﹐主張以孫中山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為黨綱。黨的目標為“ 實行民族革命﹐用暴力手段推翻帝國主義制度﹐建立獨立的越南共和﹐同時協助其他被壓迫民族為獨立的鬥爭﹐特別是鄰邦柬埔寨和寮國人民的鬥爭。” 約在三年的時間﹐該黨吸納了不少的地下黨員。它所成立的政治黨組織迅速遍及北越的幾個省份﹐但在南部的基層組織就較為薄弱。 1929年初﹐為爭取農業工人的支持﹐河內的國民黨黨員謀殺了一名叫巴因 ( Barin ) 的法國人﹐其人負責在整個印度支那為越南南部歐洲人的經濟作物種植莊園招聘工人。對此﹐法國的反應就是拘捕無數的國民黨黨員並以殘暴的手法幾乎清除了他們的黨組織。阮泰學逃脫了拘捕並決意不惜使用黨內餘下的一切的資源和人力﹐向 殖民當局馬上發動武力反攻。1930年2月﹐國民黨策動了一隊兵士叛變﹐並迅速地佔領了河內西北方向的一個山鎮安沛 ( Yên Bái )。法國當局為此迅速作出了反應和鎮壓。幾乎全部國民黨的領袖都被逮捕或槍殺﹐包括阮泰學本人。只有極少數的黨員能夠逃往中國南部躲避﹐在那裡他們後來成為了越南獨立運動的重要人物。
面對無數非共產黨的革命人士被殺害的情景﹐越南共產黨那時推出了在他們的旗幟下重組各個越南民族主義者的力量的呼聲。 最為人熟悉的、改名為胡志明的越南人擔當此任。胡於1911年離開越南﹐ 1920年於法國成為共產黨員﹐ 1923年前往莫斯科﹐並於1925年抵達廣州為共產國際 ( Commitern ) 服務。他在廣州成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盟會 ( Việt Nam Thanh Niên Cách Mạng Ðồng Chí Hội ) 的組織﹐發行為越南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會刊 « 青年 »( Thanh Niên )。 從1926年至1927年期間﹐約有三百名越南青年會成員在廣州獲培訓﹐三分之一的人就讀於黃埔軍校﹐後來他們被派遣返越南發展活動。 1930年﹐胡志明在香港聚集幾個具有共產主義傾向黨派的領袖﹐呼籲合組成印度支那共產黨。從那時起直至1940年代初﹐ 胡志明在中國南方和暹羅東北地區策劃越南革命活動。因此﹐可以說胡志明最初階段主要還是為整個東南亞地區包括馬來亞和越南在內推廣國際共產主義事務作出貢獻﹐反而較少地為發展越南民族主義運動服務。
 胡志明
誠然﹐我們可以如此的理解﹐ 越南共產主義運動出現於殖民制度和民族主義發生根本衝突的背景中。雖然共產黨祈望在農村和工人群眾中紮根﹐並實際上亦一直在這方向上努力行事﹐可是卻只可能吸引大部份的城市人和知識分子參與。響應共產黨的呼籲和支持只因為他們不滿在法國人的統治下﹐作為現代精英分子較少有機會能夠參與政府工作。那時的越南知識分子對殖民當局那種難以理解的政策感到失望﹐尋求任何一種只要可擺脫傳統的或殖民主義價值的、新的反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由此﹐列寧的反帝國主義學說贏得了為他們滿意地解釋法國人在越南的行為﹐並在當時令他們相信殖民主義末日不遠。胡志明揉合了馬列主義的學說, 令到越南知識分子不但相信它可為政治解放的科學革命手段﹐而且還是建立獨立後越南社會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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