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MMIGRATION CHINOISE ET LA COLONISATION DU DELTA DU MEKONG*

作者﹕ 阮世英 ( Nguyễn Thế Anh )

巴黎索邦尼大學高等研究實踐學院 (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Université Sorbonne , Paris )

譯者﹕ 嶺南遺民

概況

   鑒於歷史和地理因素﹐歷來中國人常把越南作為首選生活和從事各種活動的地方﹐ ( 注1 ) 尤其是傳統上與南洋 ( 中國人指東南亞的專詞 ) 地區曾素有商貿來往的福建、廣東和浙江的人, 他們是南洋各地設立華人社區的先驅者。當明朝改為滿清時﹐中國統治當局對海外貿易採取較為寬鬆的態度﹐ 官商又緊密合作﹐ 大大有利於當時的商業發展。 清王室認為﹐沿海各省福建等居民依靠海外貿易來作生存之道﹐可為消除民眾對新朝廷的不滿﹐以不引致產生國家動亂, 故此﹐滿清政府於1684年廢除了由明朝頒佈與海外通商的禁令。可是﹐至1717年﹐因出現中國移民問題逼使滿清再重執禁止海外貿易令。 但此令並非可以馬上有效地行使﹕清越當局雙方的談判遲遲未達成協議﹔清朝與印度尼西亞的談判亦需花費五年之久的時間，由此禁令於1727年被迫放棄, 隨之﹐中國人在東南亞地區的海外貿易與移民活動又恢復並蓬勃發展。

   南阮 ( Nhà Nguyễn，即前阮朝 1558年-1777年 。譯者注 ) 從十六世紀末與北朝鄭主 ( Nhà Trịnh，鄭朝 1545年-1787年。譯者注 ) 分抗爭雄﹐所屬領土的南方港口 “ 海浦 ” ( Hải-phố, 西方人取漢越音稱 Faifo 城名的轉音﹐即今越南中部會安, Hội-an。 ) 自十七世紀初起便是個較大的貿易中心。在那裡的中國商人到處可見﹐ 每年中國帆船來自日本、廣東、暹羅、高棉、馬尼拉和巴塔維亞 ( Batavia ﹐ 即雅加達。譯者注 ) 等地。至十八世紀為止﹐中國對外貿易量猛增﹔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所發生的危機和到會安港完全停止對外通商之前﹐人們評估每年中國商船抵港的船隻曾約有八十艘之多。( 注2 )

   當時越南人並非不注意到一個具別於以孔儒倫理為政治系統作中心的北京以外, 在中國南方地區所形成商業中心的發展狀況。一位北越人名叫黎貴敦（ Lê Quý Đôn , 原名為黎名方Lê Danh Phương，1726年-1784年，著名科學家 。譯者注 ）﹐ 其家庭亦早經已南遷避難有二百年、專責管治十六度緯線以南地區的官員曾撰寫的 « 撫邊雜錄 » ( Phủ Biên Tạp Lục, 成書於1776年 ) ( 注3 ) 書中詳述了他對中國具兩種性質的看法﹕ 一個官方意識形態的、亦是越南統治者一直跟隨和保持政治關係的中國﹔ 另一個非正式經濟的、與官方意識形態能共存的中國 ; 而後者亦可具推翻前者的潛能性。作者還強調中國南方經濟特點發展的可能性﹐並倡議本朝該與各國拓展商業關係﹐因為以經濟方面來說, 它與官方的孔儒倫理卻少存共點。

   那時中國人不但零星散落地來到越南南部地區經商﹐ 亦愛於在那裡定居。於是乎﹐他們的出現使到湄江 ( 中國人常稱為湄公河﹐ 譯者注。 ) 三角洲地區的人口急昇﹐正式登記的人口在五十年內上昇了五倍之多。黎貴敦曾具體記下該地共有 19335人 ﹕ 新平 ( Tân Bình ) 縣嘉定 ( Gia Ðịnh ) 府 ( 即後來的嘉定省 ) 10506人﹔ 福隆 ( Phúc Long ) 縣 ( 即後來的邊和 [ Biên Hòa ] 省 ) 5532人和邊和州 ( 即後來的永隆 [ Vĩnh Long ] 省 ) 3297人。 ( 注4 ) 此人口數字甚少於阮朝紀事錄 --- « 大南實錄 » ( Ðại Nam Thực Lục ) 中所記載的人數﹕“1698年﹐設嘉定府。東墾為耕地一千畝﹐ 四十萬多戶。召流民為定居者﹐皆為政部之策。” ( 注5 ) 概之﹐ « 大南實錄 » 記載 1819 年各省人口如下 ( 注6 )﹕

   藩安 ( Phiên An ﹐即嘉定 ) : 28200

   邊和 : 10600

   定祥 ( Ðịnh Tường ) : 19800

   永清 ( Vĩnh Thanh ) : 37000

   河仙 ( Hà Tiên ) : 1500

   合計交趾支那總人口為 97100。

   ( 交趾支那 [ Cochinchine ] ﹐法屬時稱﹐即今越南南部地區 ﹐ 越南人慣稱南圻﹔ 另東京 [ Tonkin ], 即北部﹐ 北圻﹔ 安南 [ Annam ] , 即中部﹐中圻。 譯者注 )

   不管如何﹐ 中國移民來到越南南部的卻比北部的多出數倍﹕ 1921年在湄江三角洲所登記的華人為十五萬六千人﹐而在安南僅有七千人﹐東京三萬二千人。 ( 注7 ) 那時華人佔南越人口的 5.5%﹐北越的僅為 0.5% 而已。( 注8 )

湄江三角洲的華人開拓者

   中國移民後來皆轉變為南部土地上大部份的居民﹐其原因是明改清後﹐ 大量的中國避難者遷往南洋所造成的後果。清朝的建立引致中國南方各省極大的反響和混亂﹐並促成向南洋移民的主因。較有勢力的華人移民社群效忠於東南亞當地政權﹐領受當地總督的指派﹐前往剛被拼入管治﹐或經已獲取政治上自主又急需殖民的邊遠地區充當土地開墾者。在這些明朝避難者中﹐不僅有商人﹐亦有不少士兵、儒者文人、和尚、 畫家和醫生等。就是1679年﹐在楊顏迪 ( Dương Ngạn Ðịch ﹐廣東人 ﹐反清復明遺將。臺灣學者陳荊和認為楊是 “ 海盜 ” 出身。譯者注 ) 與陳上川 ( Trần Thượng Xuyên, 字勝才﹐廣東吳川人﹐譯者注 ) 的指揮下﹐ 七十艘戰船運載三千名男性兵士以及其家屬抵達峴港 ( Ðà-nẵng )﹐ 臣服阮賢王 （ 阮福瀕 Nguyễn Phúc Tần, 1620年 – 1687年， 前阮朝 [ 1558年-1777年 ] 第四代君王，稱賢王Hiền vương，在位 1648年-1687年。譯者注 ) 。阮賢王指派他們前往東浦 ( Ðông Phố, 同奈 [ Ðồng-nai ] 盆地 ) ﹐相繼於1682年12月和1683年5月設置了兩個殖民據點。( 注10 ) 那時儘管阮朝佔據了沛佝 ( Prey Kor, 今西貢 ) 地區的諸個前哨據點﹐但大部份交趾支那地區仍屬柬埔寨管轄之下。中國兵士身壯力健﹐資金充足﹐他們很快為越南南部最早的殖民都市奠下基石﹐於是﹐ “ 同奈大浦 ” ( Ðồng Nai Ðại Phố ) 或稱為 “大浦州 ” ( Ðại Phố Châu, 今邊和 ) ﹐ “ 嘉定大浦 ”和 “ 美萩大浦 ” ( Mỹ Tho Ðại Phố ) 相繼建立。本為移民後裔、祖籍福建的鄭懷德 ( Trịnh Hoài Ðức , 1765年 – 1825年 ) 在其 « 嘉定城通誌 » ( Gia Ðịnh Thành Thông Chí ) 中寫道 ﹕“ 他們耕田﹐ 開墾林野﹐開鋪與建造街市。皆因善於經商與廣結關係﹐ 來自華、南洋諸地、東瀛新客民和水手卻絡澤不絕抵境。由此漢俗漸染東浦地。” ( 注11 ) 華人移民在該地集中於設辦軍事據地和商業基地。由於商業繁榮和發展﹐ 人口亦隨之迅速增長。於是﹐ 越南於1698年才正式最先於嘉定府設置行政機構﹐ 包括鎮邊 ( Trấn Biên ) 和藩鎮 ( Phiên Trấn ) 兩營。 ( 注12 )

   值得注意的是﹐楊顏迪和陳上川的船隊棣屬臺灣鄭成功東寧 ( Dong Ning ) 政權的海軍力量。 ( 注13 ) 為鄭可桑 ( 音譯，Zheng Ke Sang ) 主臣尋找海外避難地而南下﹐他們擔當起先遣部隊來到越南南方建立首個中國人的殖民區。這批外國兵團﹐在阮朝歷史紀事中被稱謂龍門 ( Long Môn ) 人自建為獨立的軍事力量， 並不受制於阮朝的直接管治。1689年﹐楊顏迪斃死於下屬某將領之手﹐ 龍門軍則轉由陳上川執領﹐ 繼之﹐其子陳大定 ( Trần Ðại Ðịnh ) 當任統領。他們亦曾多次參與阮朝向柬埔寨發動的戰役﹐從而為阮朝南下擴展領土立下汗馬功勞。為報答和嘉許龍門軍之功勣﹐阮朝於陳上川 1715年逝死前的幾年經已冊封他為藩鎮都督 ( Phiên Trấn Ðô Ðốc, 即管治嘉定和定祥地區的總督 ) 。

   在陳上川抵阮朝屬地之十年前﹐ 一位名叫鄚玖 ( Mạc Cửu ) 的廣東雷州人氏亦抵達柬埔寨﹐ 初始他被高棉王室頒許為 “ 甌哈 ” ( Oknha, 即部長職務 ) 。1700年﹐鄚玖以及其追隨者來到暹羅灣沿海的班蒂阿湄斯 ( Bantheay Meas ) 地區建造了個中國式的城鎮﹐稱為河仙鎮。他們在該地建造七個鄉村﹐ 為迎接來自廣南 ( Quảng Nam, 越南中部 ) 和柬埔寨的中國避難者而設。 河仙後來於1708年後演變為阮朝領土﹐鄚玖亦轉向阮王稱臣並被典封為總兵領 ( Tổng Binh )﹐ 繼續統治該地﹐如此的一個自治政權一直維持長達八十年之久。1735年鄚玖身亡後﹐ 其子鄚天賜 ( Mạc Thiên Tứ , 1718 – 1780 ) 繼位﹐ 被封為 “河仙都督 ” ( Ðô Ðốc Hà Tiên )﹔ 隨之他成功地擴展領地從暹羅灣東部地區伸延至金甌 ( Cà Mâu ) ﹐ 設立了一套完整的民事行政和軍事系統﹐ 在迪石 ( Rạch Giá ) 、隆川 ( Long Xuyên ) 等地築建數個城堡﹐ 開闢新路並建造了幾個街市﹐故此引來不少的商船前往做生意。天賜本為明鄉 ( Minh Hương。 請看下文，作者對明鄉的解釋。譯者注 ) 人﹐ 即中越混血兒﹐ 其母裴氏林 ( Bùi Thị Lâm ) 則是邊和東門 ( Ðông Môn ) 村越裔人氏。( 注14 )

   河仙鄚家與邊和陳家亦有親戚關係。陳大定娶鄚天賜眾姐妹之一的鄚金定 ( Mạc Kim Ðịnh ) 為妻﹐ 生下一子名陳大力 ( Trần Ðại Lực )。 1732年﹐因生意失敗﹐陳大力被迫與母親妻兒家眷及部份龍門兵士投奔外祖父鄚玖的門蔭下。來自廣東的避難者在河仙地區建立最為強大的水軍核心力量﹐ 被譽為 “勝水隊 ” ( Thắng Thủy Ðội )。 ( 注15 ) 1809年鄚天賜逝世後﹐其幼子名子恬 ( Tử Thiêm ) 年少便繼位統治。河仙一直屬鄚家的天下。1811年﹐一名越人官員張福教 ( Trương Phúc Giáo ) 才被阮朝任命為該地總督。 ( 注16 ) 可是﹐該地居民直至1824年才開始向阮王朝廷繳稅。那時整個地區正式登記的人數共有六百六十八名﹐ 其中一百六十八名為越人﹐ 二百二十一名華人或華裔和二百七十九名高棉人。 ( 注17 ) 從人數來講﹐ 華人家庭的經濟能力比其他兩族富有得多﹐ 那時河仙經已成為暹羅灣貿易中心之一的商埠。 ( 注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