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挚友在匡庐之地求学，闲暇之余邀我前去游庐山，欣然前往。诸名山大川中，自然风貌景观与人文历史底蕴能并驾者，庐山当首屈一指。庐山兼容并包般地将一处处历史印痕掩映于葱郁雾霭之中，风云已然散去，如今只剩清幽，却更能激起观者内心的波澜。

   路遇庐山会议会址，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召开地，彭德怀被打倒的地方。已显沧桑的外墙壁被雨水洗刷得很干净，其上所悬“中共中央庐山会议旧址”的牌匾也格外花哨夺目，但里面的肮脏与罪恶却是永远都洗不去也涂不去的了。正是从这里开始，毛泽东的个人权威正式确立，他终于撕下自己伪善的面皮，独裁者的嘴脸展露无遗。他肆无忌惮地施行自己的暴政，将中国人彻底推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会议的初衷本是要纠正大跃进、三面红旗等极左路线，一向敢于直言的彭德怀上“万言书”，将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食堂等称作“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又一次让老毛下不来台了。而这一次他老人家干脆就不下了，板起脸来，长官训话，矛头直指彭德怀，新帐旧账一起算。与会者们终于探明风向，包括周恩来、刘少奇、林彪在内，无不积极响应，为批彭煽风点火。他们并未预料到，这只是一场时代浩劫的开端而已，当火势熊燃以至无法控制，他们都将步彭之后尘而被焚烧或吞噬。

   朋友问，难道当时的批彭大会上就没有任何不同声音？我答，没有！

   那是个主席一声号召全民皆跟从的时代。无论庙堂还是江湖，摆在人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加入批判者的行列，为虎作伥；要么堕入被批判者的阵营，株连同罪。用唐德刚在《新中国三十年》中引用的美国俚语来说，就是“搞不过他，就加入他”（If you can not lick him，join him！）。

   从庐山下来，在朋友的寝室闲谈，聊及当代中国的政治现状。朋友的同学们对我已有所了解，其中一位玩笑般地说，“在中国跟共产党斗没有好下场，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不鸟共产党”（“不鸟”是地方俚语，不搭理、避而远之的意思）。我笑而不语。这位同学的话可以说就是当今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普遍心声，概括言之，就是“斗不过他，就不鸟他”，与毛共时代的“搞不过他，就加入他”形成了有趣的对应。后人若要研究共产党时代国人的生存哲学与生存状态，完全可以以这两句看似俗陋实则意味深长的俚语为切入点。但后人的事就让后人去细想吧，现在这两句最不自由的话，倒让我联想到了自由主义大师伊赛亚•伯林对自由主义的划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消极的自由，和针对以下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解答有关：“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此种意义下，自由就是“免于……的自由（Liberty from……）”。它意味着在一定范围内我不受别人的干涉，不受别人干涉的范围愈大，我所享有的自由也就愈广。积极的自由，则和以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关：“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在这种意义下，自由是“去做……的自由（Liberty to……）”。

   消极自由论者关心的是“政府干涉我多少”，争取不让别人妨碍自己；积极自由论者关心的是“谁统治我”，争取做自己的主人。

   “斗不过他，就不鸟他”，即今天国人的政治选择与生存状态，类似于一种“消极自由”。“搞不过他，就加入他”，即毛共时代国人的政治选择与生存状态，类似于一种“积极自由”。它们表面上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关于国家权力和社会个体的关系问题。但最根本的不同在于，伯林对自由的划分是建立在自由的存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并且社会个体处于中心与主动地位。显然，我们那两句俚语的基础不是自由，而是专制，社会个体处于从属与被动地位。由此，我们未尝不可由两句俚语而推导与概括出两种专制：积极专制与消极专制。

   积极专制，即毛共时代的政治统治，即“搞不过他，就加入他”的时代。积极专制最显著的特征是国家权力始终处于无所不能、无所不及的地位，其制下的社会个体必须参与其中，任何人的思想意识、言行举止、吃喝拉撒睡等等，都处于国家权力的严密监控之下，都可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你必须“积极”地参与政治运动，否则就会被“搞倒”。积极专制的另一项主要特征是政治狂热与强人政治。积极专制得以建立的前提，是政权统治具备强大的蛊惑性与号召力，乌托邦式的足以让人赴汤蹈火的革命信仰，和某一个最能“搞”的足以让人顶礼膜拜的领袖人物，两者的结合便形成了这一前提。

   消极专制，即毛泽东之后的共产中国（尤其是90年代之后的中国），即“斗不过他，就不鸟他”的时代。与积极专制相对应，消极专制最显著的特征是国家权力适度的退缩与收敛，在一定范围内给予社会个体一定程度的“自由”——概括言之，便是“不鸟他”的“自由”。消极专制的另一项主要特征是政治狂热为利益驱动所替代，强人政治为内部分权所替代。

   很明显，积极专制与消极专制的划分，可与我们通常所言的极权专制与威权专制的划分相对应。但两者的不同在于，“极权”与“威权”是以专制者为视点而言，“积极”与“消极”则是以被专制者为视点而言的。

   无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还是积极专制与消极专制，这里的“积极”与“消极”都是相对而言的。前文已言及，两者虽都是关于国家权力与社会个体的关系问题，但因为出发点的不同而使两者迥然相异。前者关注的是国家权力和社会个体的衡平关系，国家权力服务于社会个体，社会个体参与国家权力，权衡点是服务和参与的程度这样一个变量。后者关注的则是国家权力和社会个体的统制关系，社会个体从属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控制社会个体，权衡点是从属和控制的程度这样一个变量。

   积极自由与积极专制，虽都是对各自的“量”作增大变化的肯定，但前者个体的“积极”是主动的，后者个体的“积极”则是被动的。被动的“积极”即是一种毫无选择的量变，这便是积极专制。同理，消极自由与消极专制，虽都是对各自的“量”作减小变化的肯定，但后者个体的“消极”同样是被动的和没有选择的，是在统治者允许范围内的量变。这种被动的“消极”即是消极专制。

   前文已言及，在专制的大基础上，积极专制得以建立的前提，是政权统治具备强大的蛊惑性与号召力。由积极专制到消极专制，便是这种蛊惑性与号召力的适度削减，具体表现为政治狂热为利益驱动所替代，强人政治为内部分权所替代。但因为主动权始终掌握在统治者手中，所以这种变化是带有反向性可能的，即如果消极专制再次产生政治狂热与强人政治，便会发生向积极专制的蜕变。

   如今对我们而言，要防止这种蜕变的发生，只有一条路——努力地变被动为主动，争取真正的自由！这是任何有良知与勇气的人都应该做的。“不鸟他”的“自由”，只是专制者给你注射的一针麻醉剂而已，是一场虚幻的春秋大梦，苦痛依然！黑暗依然！隐患依然！危机依然！而且，“斗不过他”这个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并不弱小，由积极专制到消极专制，这本就是我们的一次胜利。其次，积极专制的气焰就在于国人那根深蒂固的“搞”、“斗”的思想与意识，殷鉴在前，今天我们应该彻底将它们丢进历史的垃圾箱。即使共产党内部，妥协与制衡的迹象也已日趋明显。庙堂内的妥协与制衡，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民间的选择与参与的可能性。

   消极专制犹如一个灰色地带，进一步便是光明无限的天堂，退一步便是无尽黑暗的地狱，一切都只在一念之间。自由要靠我们的争取，而非仅仅消极地等待着统治者的恩赐。正如刘晓波所言，它“不仅取决于中共党内的开明力量能否推动体制内转型，更取决于国内外自由力量施加的压力是否足够使统治者让步，以启动走向自由民主的政治改革。”

   此次赴庐山，有一个地方是我必须要去的。它并非什么景观，甚至在旅游地图上都没有标识，在路牌上也看不到它，让我颇费了番周折才找到——陈寅恪、唐筼夫妇墓。墓地一片清幽，松林竹柏，鸟鸣蝶舞，风清花香。两块碑石，右侧宋体红字“陈寅恪 唐筼夫妇永眠于此”。左侧乃黄永玉先生的苍劲之笔：“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以自由来终结专制，以积极自由的精神来改变消极专制的现实！

   2007年11月

   《自由圣火》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