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到报道，索尔仁尼琴获奖了——俄罗斯国家奖——在他88岁的时候，俄总统普京亲自登门为他颁奖。我不知道他是否还会在意这些荣誉。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是一部非常厚重的书。书的开篇是作者那同样有重量的题辞：“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苦难而不屈的民族总是充斥着悲情色彩，这种悲情的直接演绎者与承受者，往往会是索尔仁尼琴这样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极权统治下的自由主义者。

   作为极权统治下的个体，你终究看到了一些，想起了一些，猜到了一些，而且你还活着，就应当将这一切说出来，并铭记与后人。这是每一个反抗极权的自由主义者所必须承受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古拉格群岛》便是这样一部控诉独裁的史诗巨著，“所谓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原是苏联劳改制度的象征。作者将其比喻为群岛，意在指出这种制度已经渗透到苏联政治生活的每个领域，变成了苏联的第二领土……”

   行文至此，我倒想起了另一位自由主义者、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又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文学价值在此不论，书中作者一如既往地展现了极权统治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两种生存理念：承担社会道义责任、公然抗争极权；或与之相反，做一个旁观者，既不参与极权，也不与之抗争。面对这两种抉择时，故事的主人公托马斯虽然也曾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与逃避，躲在乡村过起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看透一切的昆德拉，很明显地表现出对前种“媚俗”选择的蔑视，而投身于后者田园牧歌般的生活。

   多年前余杰曾有篇文章《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将选择后种生存理念的昆德拉与选择前种生存理念的哈维尔对比来写。余杰批评昆德拉，还有钱钟书、余秋雨、林语堂、梁实秋等“中国昆德拉”们智行脱离、放弃社会责任的行径。余杰此文当时曾引来了不小的争议，真可谓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好一阵慌张。这场争论发生时我年纪尚小，只能在后来通过阅读他们的一些辩论文章而有所了解。我发现，对于其中一些脸上贴着自由主义标签的“中国昆德拉”们而言，余杰真给他们出了道难题。显然，他们不能公然否定已功成名就的哈维尔，否则就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子。幸好，他们还有折衷与相对主义的看家本领，中国人也习惯了被折衷与相对糊弄——我爱昆德拉，也爱哈维尔！他们各有所长嘛！这种论调好听，顺耳，中庸，不用动用大脑思考，两头都不得罪，正对国人的口味。孰不知，这种在中国已泛滥成灾的折衷与相对主义、所谓辨证思维，恰恰体现了知识分子们面对选择时的弃权与逃避态度。

   还有一种折衷的观点认为，沉默与否，这是选择者的权利。对此我没有异议，我无权支配他人的选择，但我决不会苟同沉默者的选择，更不会尊重沉默者本人。犹如我不否认自己对昆德拉的写作技法与语言运用的喜爱，但如果它们所承载的竟是毫无重量的空虚，那对当下的中国现实而言，这都是毫无意义可言的。

   同样是展现虚无与消极，同样是擅长幽默与讽刺，王小波的小说在哲理思辨与语言技巧方面显然不如昆德拉功底深厚（王小波似乎也无意于此）。但两位小说家的最大不同在于，王小波始终对虚无与消极持明确的否定态度，他的小说，主人公一般都是骨子里渴望自由的“孤胆英雄”，但又有无法摆脱体制束缚的宿命，只能被动地虚无，被动地消极。王小波的幽默与讽刺，既包含反讽，也包含自嘲。而昆德拉则是肯定虚无与消极的价值，他的幽默与讽刺，只有反讽，没有自嘲。《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哈维尔式的反抗行为被作者称为“媚俗”，当主人公托马斯实在在布拉格混不下去的时候，作者选择让他躲到乡村过起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虽然我实在怀疑，共产主义的幽灵是否会放过捷克斯洛伐克的乡村。相对而言，王小波笔下的虚无与消极，更真切，更现实。

   当下中国，网络已成为普及自由主义思想最主要的媒介。现在的情形是，索尔仁尼琴、哈维尔式的自由主义者不能为大众所普遍熟知；昆德拉式的自由主义者都躲在象牙塔里过着“田园牧歌”的生活；而一群胸无点墨、把无知当个性、自命自由主义者却不知民主自由为何物的网络小丑，却招摇于躁热的网络世界里。他们一般物质生活优越，以“小资”自居。他们不会深入地思考任何问题，只会插科打诨以哗众取宠。他们颠覆一切价值谱系，在他们眼里，共产主义太落伍，哈维尔们太愚蠢，昆德拉们太迂腐——这才是真正聪明透顶的、应该丢进垃圾箱的伪自由主义者。

   今天，正遭遇不公的年过七旬的自由主义者李昌玉先生告诉我，他是不会恐惧与失望的。也是今天，我看到一个年轻人热切地吹捧那些伪自由主义者。同许多年轻一代一样，伪自由主义者们那些插科打诨、不必动用大脑思考的弱智话语让这个年轻人非常喜爱。她认为这些伪自由主义者才真正为中国自由思想的普及做出了贡献，而哈维尔们除了“愤和骂”，什么都不会做，什么都不是。我曾见过许多稍具自由意识的年轻人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觉得非常滑稽可笑。此刻，我想着李昌玉先生的话，和这个年轻人的无知论调，终于难掩内心的激愤。

   当余杰先生在2006年做出了万不该做的事时，不知道他是否还会记得，他曾盛赞被他称为“行者”的哈维尔，而否定作为“智者”的昆德拉。起码在这一件事上，余杰先生并未表现出一个“行者”所应具有的品质。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索尔仁尼琴、哈维尔式的自由主义者——真正的并且坚定的行动者，而非其他——你终究看到了一些，想起了一些，猜到了一些——希望终究是有的。

   2007年6月

   原载《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