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够遏止时间的脚步，转眼之间，“六四”就已经过去了十八个春秋，在被统治者垄断的传统媒体上，有关“六四”的信息几乎很难寻找得到。中共当局对“六四”的敏感和刻意回避也许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那场大屠杀的不得人心。当年学潮发生的时候我才九岁，正在读小学三年级，虽然当时的我仍然是不谙世事，但每天从电视里面所看到的很多场面至今还记忆忧新。
   
   在中国，只要是在中共建政以后接受过基本教育的人，至少在一定的时期内是被中国的这种教育所愚弄的，我也曾是中共的极力拥护者和毛泽东等人的忠实崇拜者。在“六四”大屠杀之后，我同样和很多中国人一样被官方喉舌媒体的宣传所误导，认为参加运动的人是暴徒，是反革命分子，为所谓人民子弟兵的戒严“义举”欢呼雀跃。然而，时隔不久，因为一个堂兄曾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就读，而且参加了民主女神的设计和制作，他向父亲讲述了当时的真实情形，当我得知实情之后才感觉到被媒体的宣传所蒙蔽。
   
   中共的意识形态管制和舆论导向在我看来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在我的同龄人中，能够知道“六四”大屠杀的人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更不用说认识当年那场运动的正义性了。不过，比较让人欣慰的是，在农村里面比较上了年纪的人大多都不相信中国媒体对“六四”的诬蔑性宣传，你要是和他们谈起“六四”，他们往往会对当年的学生和市民感到由衷的钦佩，并对当时的镇压者义愤填胸。如果是在城市，那些朝九晚五的工人不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你要是和他们谈起“六四”，他们中虽然很多人知道这件事，但在态度上却和中共当局没什么两样。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一个人忘记自己的过去也许至多成为一个麻木的人，但一个民族要是对历史集体失忆，那将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些经历过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人，可能在道德水平上比现在的年轻人稍胜一筹，但在胆量方面却相去遥远。关于“六四”的话题，在很多中老年人看来始终是一个禁区，所以你在公开场合几乎听不到他们对此事的谈论。但年轻人则不同，要是偶尔有几个年轻人知道“六四”大屠杀的惨烈，他们在谈论时就不会在乎是否被不怀好意的人听到。只是非常遗憾的是，现在能够知道“六四”的年轻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即使是曾经当过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很多人也会感到陌生。
   
   中国媒体经常批评日本不尊重历史，其实最不尊重历史的就是中共自己，中共不光将抗日的功劳完全归于一身，而且还故意淡化文革等给中华民族造成史无前例伤害的历史。“六四”大屠杀虽然在当时震惊中外，而且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但在中共的教科书和媒体里面，这件事俨然从未发生过。有些有头脑的人不禁会质问：“如果那场运动真的是‘反革命’运动，为什么你们不敢谈？”很明显，不谈“六四”是因为当局心虚。
   
   “六四”大屠杀以后，为了纪念当年失去生命的民众，每年的6月4日前后，海外人士都会自发地举行各式各样的聚会，唯独发生过那场大屠杀的中国大陆和海外相形之下表现得异常冷漠。其实，很多身在大陆的人都清楚，除了因为中国民众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变得对政治漠不关心之外，更因为中共当局对民众集会的严厉控制。如果不是这样，我想，每年的6月4日，依然会有不少人会义无反顾地走上街头。
   
   邓小平一句“杀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的屠夫誓言使得无数学生和市民冤死在了解放军的机枪和坦克下，江泽民也因为对大屠杀的坚定支持而坐上了皇帝宝座。其后，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便成了中共奋力呼喊的口号，那些积极参加过民主运动的人纷纷被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投进了监狱，据称，至今还有很多人没有被放出来。被诬为“六四”黑手的陈子明先生被判重刑；因为弄污毛泽东挂像的天安门三君子在被判重刑之后，喻东岳在监狱中被折磨得精神失常；有着“中国良心”之称的刘宾雁先生因为在出国访问时发表支持民主运动的言论而被禁止回国。因“六四”而失去自由和遭受迫害的人还有很多，也许至今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王丹和吾尔开希等人因为是当年学生运动的领袖而为很多人都熟知，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崇拜的对象。王丹在“六四”后虽然被判刑期不算长，但他对民主事业矢志不渝的追求最终再次触怒了中共当局，他因为多次撰文要求平反“六四”，1996年再次被重判有期徒刑11年。刘晓波先生因为支持学生而在“六四”后被开除公职，后又两度入狱，出狱后仍然被严密监视，而且不许出境。这些民主人士因为追求民主和自由反而失去了自由，这种现状不得不使人扼腕叹息。
   
   在“六四”大屠杀之后，与王军涛、陈子明、刘晓波等人一道被中共当局指为“六四”幕后黑手的包遵信先生是我以前所不太熟悉的。自从后来在互联网上看到有关他的资料，才知道他在中国的学术界和在当年的民主运动期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作家余杰曾在文章中写道：“包遵信是80年代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其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改变了一代青年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就因为支持民主运动而在“六四”后被开除公职，并被判有期徒刑5年。出狱后的他没有工资收入、没有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还被禁止在国内的任何报刊上发表文章。最为让人悲哀的是，因为身份的“敏感”，很少有人敢于同他来往。2004年，当包先生患上了脑溢血之后，还是刘晓波等朋友发起募捐为之筹集了几万元的医疗费用才让他渡过了难关。
   
   2007年10月23日，当包遵信先生突发大面积脑溢血的消息传出以后，无数的人都在为他的生命担忧，到28日凌晨，又一颗中国良心停止了跳动。包先生的良知和风骨堪称中国学术界的楷模，他不仅治学严谨，而且在探索中国民主道路时仍然身体力行地参与各种维权活动，他先后参与了因言获罪的刘荻与杜导斌案以及天安门母亲运动等签名活动。包先生的不幸逝世无疑会让很多人再度回想起当年的“六四”大屠杀，中共当局的神经也必然会因此而变得紧张起来。在将要为包先生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前夕，“六四”伤残者齐志勇因试图瞻仰他的遗容和参加追悼会而被警方带走，民间维权人士胡佳被严密监控，处于软禁状态。
   
   “六四”是很多人胸口永远的痛，而中共当局对悼念包遵信人士的阻挠则无异于又在“六四”这道深深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六四”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但中共草木皆兵的心态一直都未改变，这不禁令一些对中共启动政治改革存在期盼的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共。集会本来是法律所赋予民众的合法权利，而悼念死者则更是古往今来的人之常情，谁都不希望会发生其他意外事件，更不会借此机会进行非法活动，中共对悼念人士的阻挡是对自身形象的又一次自我矮化。
   
   永远怀念“六四”死难者，永远怀念包遵信先生，包先生永垂不朽！
   
   2007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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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议报》第327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