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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徐文立先生的相识、相知、相错
我与徐文立先生的相识、相知、相错
吕 洪 来
组建政党是中国民主运动发展的必然。每一位真正的民主志士，无不期盼着能在中国的大地上缔造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无不希望一个真正的、成熟的 民主政党能在我们自己的努力下在中国的大地上诞生！在 1998年的全国性组党大潮中，我曾和徐文立先生为组建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而共同工作过，然而当徐文立先生向全世界宣布正式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委员会，并选举我为副主席后，我曾公开的予以否认，并声明不赞成在当时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的情况下公开组党！为此，徐文立先生对我意见颇大，至今不能释怀。
我曾为组建中国民主党而忘我的工作，而当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真的诞生后我又坚决的持不赞同的立场，到底原因何在？至今恐怕也是一桩历史谜案，一些朋友甚至会不理解，因为其中原因只有我与徐文立先生两人清楚，至于为什么近十年来我一直没有公开讲这个问题，是因为组党事件发生后，我与徐文立先生都失去了自由，我被释放后，徐文立先生被判了重刑，后又被放逐国外，至今没有面对面的机会进行沟通，另外，我一直坚信徐文立先生迟早会认识到这个问题，会理解当时我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决定，故此，我一直对此问题保持缄默，因为我虽然不赞成徐文立先生当时公开组建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委员会的重大决策，但是我对徐文立先生及他为了中国民主事业所做出的巨大的个人牺牲深表敬佩！同时我也相信总有一天我会面对面的与徐文立先生澄清此事的是非曲直，这样做既是为了中国民主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是为了避免人为的制造民运内部矛盾和争斗。更不想给徐文立先生造成哪怕一点点的负面影响。
不仅许多朋友想探究此事的答案，当年当局也多次追问我原因，为了最终能够分清我与徐文立先生在组建中国民主党问题上的是非曲直，澄清中国民主党组建时的那段历史，首先有必要阐述一下我与徐文立先生相识、相知和相错的经过。
一、 我与徐文立先生相识于民主墙时期，当时我与天津的朋友共同创办了天津最大的民办刊物《渤海之滨》，由于遭到当局的封杀，我代表《渤海之滨》编辑部，撰写了《渤海之滨》编辑部声明、告全市人民书、给《天津当局的公开信》，并亲自贴上天津民主墙，因此遭到天津市公安局的逮捕，那应当是民主墙时期天津当局第一次公开逮捕民运人士，记得是徐文立先生亲自在《四、五论坛》上向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这应当是我与徐文立先生在政治上相识的开始， 1980 年为了沟通京津两地民运的情况 ，我与天津的民运朋友刘士贤，李殊赴京。才有了我与徐文立先生的第一次见面，但时间很短，并没有很深入的交谈，后来由于我们各自忙于身边的民运事务，一直没有机会再见面。直到 1981 年4月 10日，因中共 9号文件，我们各自被捕，直到我出狱后，才知道徐文立先生被判了重刑， 1989 年6.4 事件期间，我和刘士贤先生去北京了解情况，共同看望了徐文立先生的夫人和女儿，并进行了慰问。应当说我和徐文立先生相识于民主墙时期，但是由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之间的直接接触并不是很多，彼此也不是非常的了解，那时徐文立先生给我的总体印象是比较稳健，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办事比较理性，是我们民运队伍中，持务实与稳健立场的朋友中的代表人物。
二 、我与徐文立先生的真正相知应当是在徐文立先生刑满出狱后，那时我也是因为和刘念春、傅申奇、王希哲、刘士贤等朋友共同组织全国民运朋友赴青岛旅游被当局再次劳动教养三年而刚刚出狱不久，一天傅申奇先生从海外打来电话，告诉我得到可靠消息，说徐文立先生第二天将获释，让我设法到北京去接一下，到了北京后才知道，当局并没有让徐文立先生马上回家，释放后的最初几天是在旅馆里度过的，所以接徐文立先生出狱的计划扑了一个空。
那段时间我和国内外的朋友们联系比较多，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国内的民主运动不能总是群龙无首，应当尽快的形成国内民主运 动的主流，将国内民运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当时由于魏京生先生已经到了海外，那时我所接触到的一些朋友，如傅申奇先生、秦永敏先生、牟传珩先生、王德丰先生、姜立君先生、胡明君先生、林学平先生等，当时我们大家都觉得应当由徐文立先生做国内政治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傅申奇先生曾专门打来电话，嘱托我要和国内的老朋友们尽力辅佐徐文立先生，应当说这是当时国内大多数民主墙时期老朋友们的心愿。所以有了后来那个由徐文立先生作为中国政治反对派代表会见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联合签名，为了此事好象任畹町先生一直到对我有些意见。
那段时间我往北京跑的比较勤，和徐文立先生的接触也比较频繁，对徐文立先生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我非常敬佩他的人格魅力，为他对中国民主事业所做出的个人牺牲所感动。记得有一次我早晨到徐文立先生家，他正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谷纪柔女士的专访，当讲道他出狱时女儿都不认识他时，徐文立先生的声音哽咽了，当时我也不尽潸然泪下。想一想，我们有多少朋友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将自己大好的青春都葬送在了共产党的监狱里，亲人不能团聚，父子不能相认，这种现代人间悲剧使我们很自然的产生了心灵上的共鸣，采访结束后徐文立先生很动情的拥抱了我。那一刻应当说将我们两人的心贴在了一起。
从那时起，我发自内心的拥戴徐文立先生，将他视为国内的民运领袖。这不仅仅是出自我个人的情感，更是因为中国的民主事业需要一位能为朋友们所信赖、所拥戴的领袖人物，来凝聚和带领大家共同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奋斗！我这个人自己感觉政治原则还是比较强的人，我不会随波逐流，对于徐文立先生我虽然非常敬佩他，但是对他也是有着客观认识的，在他的身上我既看到了闪光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他的不足之处，当时国内许多朋友都认为徐文立先生对魏京生先生、刘青先生所持的立场有欠妥的地方，他在与一些朋友相处时比较专断，当时徐文立先生与北京一些民运朋友的关系很微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徐文立先生系狱期间其夫人贺信彤女士在一些问题上处理的不当造成的。公正的讲，贺信彤女士为了徐文立先生、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徐文立先生的青春时代几乎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的家庭为此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我个人认为：贺信彤女士是当代一位伟大的女性，值得我们大家去尊敬。同时，我也一直认为由于政治素质的差异，作为国内民主运动的领袖人物，徐文立先生在政治上应当属于中国民主运动，因此他的一切政治举措都应该避免受到家庭的影响。
对于这些问题我曾不止一次的向徐文立先生当面指出，在公开的场合，在维护徐文立先生公开形象的前提下，仍不时指出他的不足，记得当时倪育贤先生写过一篇长文《一厢情愿的浪漫梦幻——评徐文立先生的良性互动说》，对徐文立先生进行嘲讽、戏噱与挖苦，为此我曾写了一篇商讨性的文章在《中国之春》上发表，文中在肯定徐文立先生的前提下，仍然设法指出他的不足，对此，徐文立先生非常感慨，他说：吕洪来你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别的朋友到我这里都是恭维我、奉承我，敢于这样直言批评我的你是第一个，看来你才是真正的朋友！当然，面对批评，文立先生所表现出来的诚恳态度，也让我折服，从中也让我感受到徐文立先生的胸怀。
通过那段时间比较频繁的接触使我和徐文立先生的相交从相识过渡到相知，是通过那段时间，徐文立先生对我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他曾非常诚恳的跟我说："过去对你不了解是我的一个失误，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我一直都以为你就是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工人。"有过类似说法的还有北京的沙裕光先生。在我的政治生涯中能 遇到这样一些知己的朋友是我一生的荣幸。
1996 ——1998 年是国内民主运动的又一个高潮时期，这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共同营造出来的的，彭明先生的《中发联》，秦永敏先生的《人权观察》，杭州朋友的筹建中国民主党活动，中国的政治反对派运动、全国性的组党浪潮、一个小高潮接着一个小高潮，带动了全国各地民运的蓬勃展开，当然这也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刚刚亲政，特别是朱榕基先生就任国务院总理后，大家感觉到政治上会有一些松动有关，任何的政治运动背后，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政治环境，这应当是历史的规律。
面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我已经没有了 70年代没的那种冲动，那时我考虑的最多的是经过近 20年的政治风雨的洗礼，中国的民主运动如何才能走向成熟？在新的民主运动高潮即将来临之既，我们如何才能避免重蹈 79民运与 89民运的覆辙！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如何才能在中国这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求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对于这些问题我与徐文立先生是有共识，那就是在当时民主运动在国内应当坚持"双胜双赢，良性互动"的指导思想，和"公开、理性、和平"的运做方针，客观、公正、理性的面对中国共产党，争取营造出中国社会宽松、和谐的局面，为和平转型到现代民主社会创造条件。在具体的运做上徐文立先生特别强调要"进两步、退一步"，张弛有度、"广交友、缓结社"当时我们都一致的认为国内组建中国民主党的主客观条件都还不具备，不赞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匆忙组党，应当继续将政治反对派的工作做扎实做深入，争取国内民运的统一，在国内形成民主运动的主流团体，拓展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存空间，为建党创造条件，待时机成熟后再正式建党。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我想徐文立先生也不会忘记！
为了能够尽快的完成国内民运组织的统一，形成国内民主运动的主流团体，我和徐文立先生进行过多次研究，那时我们的认识非常一致，要想在国内实现民主运动的组织统一和行动统一，首先必须做到思想上的统一。那时国内各地的民运朋友虽然大家在总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的运做方式上，具体的策略方针上，由于思想、经历、素养上的差异，各地朋友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严重影响了全国民运的协调和统一，因此我向徐文立先生提出了应当创办一份理论性比较强的内部刊物，用做朋友们之间彼此相互交流，沟通思想，最终达到规范各地朋友之间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目的。徐文立先生说他早有此意，但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我说这事就由我来办吧！当时徐文立先生非常赞同，并亲自给刊物取名为《笔谈》。那时，我因为两次劳教、一次拘留，已经被单位开除，一家三口就靠我和妻子卖点青菜维持生计，生活非常拮据，我往返北京的路费、及后来办刊物的支出，都是由徐文立先生担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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