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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鱼：十勘中国诗歌行为
时值世纪之交，笔者曾撰写过一篇《中国诗歌行为初探》，刊发于河北的《文论报》，并在《星星诗刊》引起一番讨论。由于时间的限制，《中国诗歌行为初探》只能写到那场著名的“盘峰论战”为止。时下二十一世纪已过去了六年，这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中国诗坛又有多少值得一提的诗歌行为呢，诗界人士众所周知，那真是不同以往的热闹非凡。所以很值得再次续论令人喜忧参半的中国诗歌行为。
一、网络诗歌的决定性勃发。
说网络诗歌是中国诗坛的嘉年华，看来并不为过。网络以它的方便，快捷成为广大爱诗者亲睐的平台。许多人（如《诗歌报》网站的小鱼儿、评论家张明德等人）已做过有关网络诗歌的种种论述，所以笔者仅在这里提一点看法，即网络并非诗歌的终端，它仅仅是提供了一种能快速参与，方便交流的过程而已。要想最终长久地保存作品和真正地确立诗歌和诗人，最后还得靠纸张办的诗刊以及诗集来达到目的。
二、民间诗刊的风起云涌。
除了诗集的照样络绎不绝地印刷出版，各种诗报诗刊随着诗歌在网络平台的红火而大量问世。可以说这是曾经辉煌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无法相提并论。由于单独一个人也能开通诗歌论坛，所以诗歌刊物也并非如以前的基本由诗歌群体一起办，个人只要精力财力可以照样孤掌独鸣。稿源还用愁吗。当然这其中有特色的刊物并不多，许多刊物都笼统地喊什么先锋，没有新颖诗观和有特色的编辑思路，注定不少的刊物是短寿的。所以复刊者有之，开张后只有出一两期的也有之。当然，这些都很正常，基本符合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三、诗歌写作观点和主张纷呈，旗号林立。
据不完整统计，如今诗坛上旗号林立，大致有以下这么些诗观和主义：下半身写作（沈浩波）、第三条道路（树才、庞清明）垃圾写作（老头子）、低诗歌（龙峻、花枪）、后政治诗写作（杨春光）、荒诞写作（祁国）、民生写作（蒋品超）、地面上先锋（庞余亮）、磨难主义写作（玄鱼）、废话写作（杨黎）、灌水写作（蓝蝴蝶紫丁香）、反饰主义（丁友星）、俗世此在写作（小王子）、类型写作（张小云）、卡丘主义写作（周瑟瑟）、物写作（舒非苏）、智性写作（鲁西狂徒）、零度写作（古冈）、地缘写作（梦亦非）、回归写作（野航）、存在写作（陶春）、非诗主义（白马黑马）、感动写作（海啸、马知遥）、草根写作（李少君）、完整性写作（世宾）、极简主义写作（铁舞）、超薄状态写作（曲铭）等等。各等写作倡导与理念，大相径庭，基本都能自圆其说。有趣的是，这种类似诗歌的潮流和派别的命名“注册”——抢占先机与收获影响，其实只不过是很少的人，甚至只是观点提倡着自己一个人的写作现象，并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流派衍生出来。
四、非流派的诗群现象蔚为大观。
如果说当初八十年代的各种诗歌流派有鱼龙混杂之嫌的话，那么今天恰恰是少流派而多诗群。有人将这一切归咎于“盘峰论战”将诗歌写作归总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写作”两大阵营了，这看法不无道理，似乎之后就少有真正的流派产生。一些已有相应影响的诗歌群体如第三条道路、东北亚、零点、丑石、新城市、诗家园、城市诗人、露天吧等诗群，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流派。倒是一些让正统人士大皱眉头的诗群，如下半身、荒诞诗派、撒娇诗派、垃圾派、新死亡派、反饰主义、空房子诗派等，却能以自己的诗歌观念为导引进行创作，出现各自的风格接近的流派写作。而诗坛上同时接连出现的却是一些更缺乏流派意义的诗人结群现象。如“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中间代”等等。即便是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写作脱颖而出的某些诗群也不具备流派意义，因为其所主张的是不坚持任何写作流派而包容一切，那么这与没有流派是同义的。当然也包括所有的以城市为名号的诗歌群体也基本属于非流派意义的。因为城市化的日渐弥漫，使得原有些流派性的诗群也失去了独特性。可以说，真正的诗歌流派之命名是非常有意义的。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流派，才会无益于诗歌多样性的发展。所以，有些诗歌写作主张正在努力形成流派趋势，如感动写作（海啸）、民生写作（蒋品超）、地面上先锋（庞余亮）、磨难主义写作（玄鱼）、反饰主义（丁友星）、类型写作（张小云）、卡丘主义写作（周瑟瑟）、智性写作（鲁西狂徒）等等。
五、主旋律诗歌的枯木逢春。
应该看到，如今的官方诗人和以往人们印象中的“御用诗人”不能简单划上等号。由于一些实力诗人的入主文化部门，情形已今非昔比。如迭吉马迦、林莽、叶延滨、梁平、郁葱等“五虎上将”，基本还是能够从主旋律诗歌角度来压住阵脚的。＂主旋律＂一词，只是习惯上叫法，并无任何褒贬之意。也就是指官方诗歌部门主办的一些诗歌活动，如诗刊社的＂春天送你一首诗＂，中国诗歌学会的＂诗歌万里行＂以及包括《诗刊》社的每年度的“青春诗会”还有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诗歌研讨会等等，另外还包括各官办诗刊的“亲近民间”和扩充创办与网络有关的下半月刊。做得较突出的是《诗选刊》的首届中国民间诗刊研讨会开创了先河、《诗歌月刊》的一年一度民间社团专号、《星星诗刊》的＂甲申诗歌风暴＂、《诗林》、《红豆》等刊物的对民间诗群的重视。
无须避讳地说，官方诗歌现象只是咱中国的特产，好在如今官方诗歌很理智地＂亲近民间＂获得了新生活力，这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对诗歌发展有利的。笔者非常赞同诗歌评论家牧野的一番话：如同体育一样的有政府共同出资出力发展诗歌，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而即便是一些官方刊物由个人承包或广拉赞助，这都改变不了其官办刊物的招牌性质。
各地区的无论作家协会还是文化局之类，也纷纷开始与民间诗歌群体或社团打破樊篱，共创一片诗歌的“明朗的天”。诗人凸凹作为成都龙泉驿地区的文化局长对各种诗歌活动的作用，大家都有目共睹。诗人老铁和任少云也都在当地文联担任领导，想必都会对当地诗歌活动的发展带来促进。笔者也曾在上海作协诗歌会议上大力宣传过《诗歌报》网站，曾热情致力于上海诗坛“官民”融合的添砖加瓦，并或多或少促进了作家协会主办的《上海诗人报》的诞生。
六、诗歌节和诗会的良莠不齐。
毫无疑问，上海对诗歌的热情是远不能和其它诗歌大省市相提并论的。十年前笔者就曾在《文学报》上刊文呼吁“上海应有一个诗歌节”（此文后被《新民晚报》转载），然而时至今日。上海依然不可能办一个有规模的正规诗歌节。原因肯定不少，上海诗人有兴趣可探讨一下。而近年来全国各地的诗歌节和盛大诗会真可谓层出不穷。如马鞍山国际诗歌节、北京大学诗歌节、珠江诗歌节、鼓浪屿诗歌节、桂林诗歌节、成都桃花诗会、河南西峡诗会、《诗歌报》金秋诗会等等。应该说，大多诗歌节和诗会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供各地诗人聚会交流的大型“派对”，真正能切实对诗歌发展有所建树的不是很多。这也和中国的当下诗歌评论基本缺席或滞后不无关联。
七、地域性诗歌的原生态佳肴。
中国地大物博，各民族各地域的人文历史和民风民情丰富多彩，各地的诗歌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特色，各领风骚。如发星、梦亦非等人的大小凉山的彝族和黔西地区的特色诗歌呈现，侯马、李红旗等人的京味诗歌，古马、阳炀等人的甘肃西风味诗歌，以王照耀东《大风筝》为代表的山东乡土诗，浙江细腻如水的诗歌风格等等。当然，城市和乡村两大块面的诗写风格依然可以挖掘各自的生活矿藏。一种浓郁的地域风格自然体现，无疑就会给诗歌带来色彩鲜明的写作特色。
总之，诗歌地域性的充分挖掘和发挥，也是诗歌能够多样化的健康发展途径之一，诗人不可轻易放弃如此丰厚的写作资源。
八、潜歧视。诗歌“女权主义”喧嚣尘上。
纵观半个多世纪的女权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影响也不过就是二十年左右，这似乎与中国早先的“妇女解放”思想没有根本性的差异。然而迄今看来，人们对女性的真正观点并没有得到发自初衷的超越。鄙以为，妇女运动近一个世纪的演绎，新观念不可谓不深入人心，如今应该是只要对妇女权益在各种制度上得到保证就可以了，完全不再需要连篇累牍地重复挂在嘴边。否则的话，反而就是一种性别潜歧视了。在诗歌方面，也根本不可以区分性别地对待作者。官办诗刊点缀性地纪念“三八妇女节”发一些女诗人作品，倒也就可以忽略不计。然而更多的民间诗歌行为也存在对女诗人的潜歧视就令人深思了。如黄礼孩竟然斥巨资（这让多少资金贫乏的民刊为之羡慕）出版了两大本女性诗人的专刊。而有些女诗人也正是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在诗坛驰骋风云。所以女诗人必须首先自己摒弃性别潜歧视，也是至关重要的。除非学理上需要研究性别对诗歌产生何等影响，否则根本不需要提及诗人的性别。
九、玩诗歌成为名正言顺。
诗歌属于艺术大范畴，艺术原本就有源于游戏的说法，所以说诗歌具有娱乐性甚至游戏性也不算太离谱。苏州诗人晓海、曾飞鸣等人就堂而皇之地创办了一本以诗歌为主的《玩》刊物。办得很高雅，很精致。周瑟瑟的“拉丘主义写作”同样也是明智地提倡“游戏中警示，警示中游戏”，还有默默的“撒娇”诗派，也基本是在不拘一格的智慧玩耍中进行“温柔地反抗”。
但是，笔者再次郑重提示，尽管我完全赞同诗歌有游戏娱乐的功能，却要明白游戏不是诗歌的全部功能，诗歌也不可以都是游戏玩耍（尽管远离低俗）的类型。更不能将游戏性作为恶搞诗歌的伊甸园。诗歌完全可以担当对社会的责任，诗人也根本不应该以艺术的名义拒绝苦难。时代需要磨难，生命需要磨难，诗歌本身更需要磨难前行。
十、诗坛圈子化及放糖还是搁盐。
最后谈谈诗歌和诗人的圈子化问题。
有人将沈浩波的《诗江湖》用来形容如今中国诗坛的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现状。这些状态和圈子化有一定的联系。应该说，圈子化与诗歌的流派、诗群的存在等都没有必然的关系。然而中国诗坛确实有圈子化的现象。如果仅将诗群团体等同于诗人圈子，让也无可厚非。但圈子不等于划势力范围，不同于封闭妄自尊大。那种目中无人地相互诋毁，时常会发出浮躁的急功近利啸叫声。
正常的诗人圈子是包容性的良性循环的人员组合或流动。既和兄弟诗群平等共处，互学互帮博采众长，同时又是坚持鲜明独特个性地体现大文化大艺术大民间等多种元素的诗歌生命的活力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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