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洁与爱滋病孤儿，这个名字二年前就感动了中国，但却没有感动她自已，也没有感动她的家人后代。自从去年她的老伴去世之后，这位伟大老人再次陷入了严重的个人孤独和生活危机之中。她一度陷入了沉默，个人的伤疼让她有些孤立无援。而中国的爱滋病文化，已在当下变为一门显学时，她的个人的民间行动和思想，反而成为了不被正统学术理解的嘲笑佐料，有人说她的治理爱滋病行动不科学，没有理性的参与，有的说她的思想太偏激了，带有个人理想化色彩，有的说她走入了死胡同，与当地政府唱反调，不相信政府合作，总是个人独断专行，有的说她六亲不认，只认她的个人荣誉感……最近，这位老人在凤凰卫视接受专访时，几次泣不成声，说生不如死，生不欲死。老人说，我不知道为何一见到那些爱滋病患者的孩子们，我就想哭。我就不能袖手旁观，我就得亲自去处理这些事情，把基金会的钱物亲自送到她们手中。老人因为能接受到国外的各种捐款，一时成为热门人物，很多机构、商人、医院，学校等，都想以她的名义合作，搞爱滋病的课题研究，结果她被骗走的款项已超过二十多万元，这些钱都没有进入真正的爱滋病家人后代的支助，而是被各种名义的关怀给消耗掉了。老人坚定地说，这是在中国作孽呀。我和爱滋病人一样，生不如死。有一个爱滋病患者的十岁儿子面对我咬牙切齿说，要去买一把切，把买血的人统统杀掉。这个社会现实正在制造仇恨和杀戮，非常可怕。
   

   高耀洁老人提出了一个让官方不同的观点，就是中国河南的爱滋病源不是别的原因，而是人民去卖血，因为贫穷只能卖血，而政府医院和血头直接操众经营人血买卖市场，河南曾经产生一个巨大的人血地下买卖市场，交叉感染让农民受害。但这些现实不被地方官员接受，就如中国政府不承认中国也有性交易市场一样，因此不承认现实真相，就不能面对问题的本身。重视爱滋病的社会问题，不仅仅是科学医生的事情，而是思想观念及政治形态的事情了，是社会经济不平衡的产物，农民贫穷是爱滋病不断扩大的根源。但这些问题最终受害的是整个人类，而不仅是穷人。高耀洁老人的思想，是中国民间自由思想中的精粹，具有不妥协的独立力量。对于当下的各种知识分子的犬儒状态，是一个很好的反证。
   
   著名作家阎连科最近在电视上，也叹息中国作家的命运生不如死，没有尊严感和荣誉感。他的小说《丁庄梦》写的也是爱滋病人的生活场景，而且是现实的不是虚构的，但这本书至今没有给他带荣誉感，而是耻辱感。没有出版社愿意出这本书，他的心愿是出书的版权费五万元，全部献给一个爱滋病村里的农民维持基本治疗，没有人愿意出这本书，后来，上海出版社愿意出钱购买这个版权，但钱至今没有兑现出来，他们说要等到书款回收再有钱。这使作家陷入了绝望和无奈之中。因为他的承诺再次泡汤了。他在凤凰卫视接受专访时，也是几次哽咽，说出了生不如死，活着是没有尊严的。犹其是作家，是因为他太过无能，因为不能直接承担某种行动的支持，以解除社会的道德疼痛，有时候只能遗忘一些东西才能活下去，因为对于亲历那种绝望的命运，而又无可奈何去改变的痛苦和耻辱，唯一能活下去的就是遗忘。而作家就是要重拾记忆，唤醒遗忘，但唤醒之后又如何？还是只有痛苦绝望虚空，有人吃一顿饭随意一掏就是千儿八百的，但不愿掏出十几元钱来购买这本书。可能读者也是为了遗忘，以求活下去的理由。鲁迅若不弃医从文，做一个医生，也许能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说亲自去给艾滋病人做些实际的工作，以解除他们的痛苦，而一个穷作家做不到这一条。托尔斯泰所以有道德优越与尊严感，是因为他还有一些财产，分给他的家奴们，而我们一钱不值。阎连科说到这里，已是双目含泪，不能自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作家在电视机面对观众流泪。我想他是真诚的，我相信这一点。阎连科的小说提出不少具有现实意义的命题，而且他本身也是参与其中的。
   
   台湾的施明德先生，带头组织倒扁运动，现在倒到自已头上了。他不得作出最后的选择就是“自囚”，他说要在总统府门前自已囚禁自已，唤醒阿扁知耻下台，否则，他就做出这样无个人尊严的事情。因为这样的社会环境，还是生不如死的状态，没有生命尊严，一个腐败透顶的总统还在台上领导人民，人民不能选择他下台，这就是生不如死了。生不如死，是一种活着的耻辱，这种耻辱不能完全让人民背下去，总有一个人做出牲牺，我就来替人民背下这个耻辱，让人民有自醒的机会，不用暴力推翻他，让公民能理性地选择尊严的生活。虽然现在民众已是愤怒如火。施明德的这种替公民受过的耻辱感，我认为是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的仁德体现，是一种大仁爱。但这种自耻的行动，在当下的犬儒人文现实中，还是不能唤醒个体灵魂的。因为神已在人间，神本身不再是理性的生命尊严。台湾的文化观念，不论是本土，还是外省，其深层的基因来自中华文明体系，良心的祭现，最终还是逃不脱世俗的审判，而不是神的高度审判了，也就是绝对的理性形而上的真理审判。因此，施明德的受耻行动，不具有群体的忏悔意识，也不具有生命存在的自我尊敬。因为他也是受制于东方的犬儒文化。他的“自囚”，如同甘地的“绝食”、日本的“剖腹”、和新加坡的“自鞭”，韩国的“断指”，巴勒斯坦的“人肉炸弹”等等，这些行为承担，都是东方文明对于生命自由及尊严感，在承担过程中的自虐表现，按中国下里巴人的观念就是犯贱，东方人具有犯贱倾向，通过犯贱受虐，来达到某种理想化的精神诉求。不过这在欧美，是悖反*本身的行为，不具有代理公众的合法性权利。而且自虐在欧美不是社会学问题，而是生理学研究了。但对于中国，犯贱永远是思想问题、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生不如死，这是中国精英们最后的哀叹，是中国良心的最后宿营。
   
   
   这让我想到美国的桑塔格，她何其不可一世，遗世独立，从不说生不如死的，这个老人的精神境界，成为美国的一座高峰。再说萨特这位疯子，他可谓受敌多了，但他也从没说出生不死的自我诅咒来，他一如既往地疯下去，值到法兰西一片红了，他的思想至今仍然是激情的源泉。再来说说哈耶克、米沃什或者聂鲁达，这些超然卓群的人物，也很少在最后的时刻，说出生不如死的大耻辱来。就是现在英国还活着的荻金森霍金，身体也是差强人意了，但他从不说生不如死，还要去太空结婚旅游、、、、、这些人难道没有看到人类命运的绝境吗？没有看到社会的恶俗挑战吗？非也，他们看得比我们还要清楚明白，他们的良心与我们知识分子的良心，可能是大不一样的，那就是让生命本身都有尊严、有自由、有个人的承担，而不是相反。而且他们的社会人文环境，首先就是为了呼唤和保留人的生命权利而存在的吧？
   
   再看我们的诗人作家科学家的良心们在做什么？他们都在承担生不如死啊！史铁生、刘晓波、莫言、师涛、老象、余世存、蒋品超、廖亦武、李锐、高勤荣、杨茂东、鲁扬、王怡、余杰、春桃夫妇、余华、吴季、傅国涌、林贤治等等，还有更多我所不认识的地下人物，他们都在从事着中国生不如死的伟大事业。但从受耻辱的程度上，他们可能与神的血祭还离得很远，我无法看清他们的灵魂之路。中国的教授、科学家现在沦为了物奴，因此实用是他们最大的灵魂，而这灵魂是可以复制的，是机器人的一部分，也就无所谓灵了。中国良心们为何都在面临生不如死的状态？这是千年宿命吗？良心的祭献是毫无意义的吗？中国的灵魂体现在哪里呢？谢有顺说中国文学现在要找的是失落的灵魂？这灵魂又在何处失落的呢？我认为中国从来就没有灵魂，这只是一个虚妄的话题，谢有顺的灵魂也是从美国借来的。中国没有自已的神明，在那十字架上血祭，替人类受罪以承担耻辱的理性荣誉感。这个血祭创造了西方的精神美学，也就是形而上精神。但中国没有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形而上的理性，只有形而下的肉体，所以说中国良心们的血祭，如同分吃猪头肉，我们还在吃人肉的文明快感之中。鲁迅惊恐地说，人吃人！难怪他一个也不宽恕！呜呼！我到哪里去找寻中国的灵魂？我为何不能为中国的良心们分担一滴眼泪？
   
   向高耀洁老人致敬！
   向阎连科作家良知致敬！
   向一切从事生不如死的伟大的中国灵魂们致敬！
   
   冯楚写于世界爱滋病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