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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诗歌：南下或北上的文学难题》
(网文转载) 作者不详
诗歌是一个时代的胎记。一个伟大的时代必有不可一世的诗歌。比如战国时期和《离骚》就是明证。所以从这种程度上讲，历史是在诗歌中行走的。但是从事诗歌写作的诗人并不是十分明了诗歌之于历史的意义。
1968年5月，19岁的芭丝丽骑上男伴的脖子冲到香榭丽舍大街，挥动法国国旗高喊“没有性，毋宁死”的口号。30年后的1998年，《巴黎画报》记者在一个小城镇采访这位曾被视为欧洲妇女革命象征的人物时，她淡然一笑：“你问我为什么为性而欢呼？为什么现在会如此默默无闻地结婚、生子？其实，我也同你一样，想知道为什么。”
冲动的习惯不全是诗人单独具有，然而诗人首先具备冲动的特质。因为冲动有激越的口号，如同芭丝丽咆哮“没有性，毋宁死”。屈原是这样，杜甫也是这样，舒婷还是这样。不同的是有的为实现抱负呐喊，有的替个人内心吟哦。而无论是呐喊还是吟哦，诗歌都为冲动提供了一个渲泻的方式。
毫无疑问，上世纪的磁带和广播电视流行的喇叭比石器时代三五成群叫喊劳动号子的传唱有绝对的进步性。在互联网的今天，即时通讯又将此成果巩固到一个更加优越的高度。这便是新世纪诗歌存在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一。之二的背景是，上世纪经历了文化运动的阵痛后，兴起的“朦胧派诗歌”、“校园诗歌”和“青春诗歌”闪亮登场又转眼沉寂下去，诗坛顿时黯然一片，中华“诗歌危机”和“诗歌消亡”论四起，令人诚惶诚恐。
但眼下的华夏诗坛并未见那般萧瑟和败落，相反，呈现出“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向荣盛景。这盛景是一部分纸刊诗歌杂志的停办和数以百计网络诗歌论坛诞生。关注诗坛现状的人不难知道，在一个名为“乐趣园”的综合诗歌网站上，聚集了大小100余个诗歌论坛。这些论坛几乎囊括了所有主流传统诗歌和民间力量诗歌，是诗歌信息的窗口，更是诗歌勃发的阵地。按每个论坛平均每月发诗贴300首计算，年产诗歌作品达到100万首。这个数字是差不多是十年前的20倍。
诚然，诗歌是敏感的，尤其害怕遭遇重复的嫌疑。在新世纪的时代背景下，诗坛或者说网络诗歌凭借网络开放自由的特点，“忽如一夜春风来”似地出现了各种不尽相同的主义或流派的诗歌主张，林立的诗歌“概念”一时叫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下面对近几年活跃在诗坛的几个主要诗歌派别作简要描述。
80后诗歌。“80后”的起因，缘于《萌芽》的“新概念”。当生于1983年的春树从高中辍学进行自由写作，为捍卫诗歌荣誉与几十人舌战一周，并被“诗江湖”评为最年轻的“优秀诗人”，同时又在北师大的诗歌朗诵会上当众怒斥大学生和研究生时，这位美国《时代周刊》称为“新激进分子”的北京娃娃顺理成章地推上了“80后诗歌”代表人物的座椅。“只是一个女孩子/在听音乐和看电影时会哭/喜欢虚荣/还有一切虚幻的感觉”， “我就是要真正的什么都不做/我倒要看看我能变成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受我变成的样子。”（《我只是一个女孩子》）她不试图控诉或揭发什么，只将激烈和昂扬的情绪撕开，甚至裸露出血淋淋的伤口。她热爱青春的浪漫，但表现的是“残酷的青春”。
打工诗歌。发轫于珠江三角洲的打工文学中，徐非的一首《一个打工妹的征婚启事》吸引了中国南方打工潮人群的无数目光，在民间产生深远影响，并引起主流文坛的广泛关注。2001年六一前夕，以“用苦难的青春写下真实与梦想，为我们漂泊的人生作证”为出世宣言的《打工诗人》创刊，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的诗歌旗帜拉扯起来了。很快，在这个旗帜下集合了诸如罗德远、张守刚、徐非、任明友、曾文广、许强、家禾、郑小琼等等生活在工厂车间的诗歌爱好者。“青春的流水线上/我们用笔用沉甸甸的责任/构筑不朽的打工精神/通向我们幸福理想的家园。”（罗德远《我们是外来工》）他们强调，在他乡的热土上，处于变革时期的打工者要以工作身份的名义抒写生活的种种苦辣酸甜，还有颠沛流离的流浪人生。
垃圾派诗歌。“秋天深了，王在写诗。”这应该是海子的诗句。海子离开了世界，秋天因此没有“诗意”，而王却成为了垃圾王。尽管未明目张胆打出消灭第三代诗歌或朦胧诗歌的旗号，可是垃圾派已将自己同美国金斯伯格的垮掉派区别了开来。它比于坚的《尚义街6号》的包含的要义要求还要彻底，有语录式的句子分行就成为直白的诗语言了：“我吃罢晚饭/周围的人都去看电影去了/我便赶紧揩了揩眼屎/等脖子仰酸了我才看见/啊，月亮果然像月亮那样明亮”（徐乡愁《铁杵终于磨成了针》）。此种口语在诗中发挥得叫人侧目，通常喜欢以“屎系列”或“人渣系列”来制造无穷的“垃圾诗”，像唠叨不休的婆娘，似乎不需要任何艺术技巧。代表诗人徐乡愁说：“活着就是人类的帮凶，我们不如抱着这个世界一起跳入粪坑，崇高有多高，溅起来的粪花就有多高。我们用肛门呼吸。”不过，同样让人侧目的是，成立于2004年3月15日的垃圾派只用短短两三年时间就令诗坛热闹不止，实属罕见。
下半身诗歌。与垃圾派诗歌一样，作为先锋诗坛横空出现的一个诗派，嗣开始就拥有众多追随者，有种“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感觉。这种诗歌追求生殖器的快感来反对上半身的权力话语，宣扬去掉遮蔽,关注肉身,关注感官最直接的、最真实的感受的观点，以至干脆提出了“我们亮出了自己的下半身，男的亮出了自己的把柄，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洞。我们都这样了，我们还怕什么？”（沈浩波）的声音。如是，代表诗人沈浩波被誉为“最下流的诗人”而倍受争议。
极简主义诗歌。也称“微型诗歌”，其特征是从简从真，高度浓缩。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抽象主义艺术家蒙德里安和俄国构成主义等前辈艺术家，甚至还可以联想到包豪斯的美学观。题目叫《生活》（北岛）的诗只有一个“网”字，是世界上最短的诗歌，而麦芒的《雾》也只一行共9字，是新时期以来国内发表最早的“一句诗”。极简主义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努力保留生活最本真、最纯粹的部分。《春游香山》(门外木)的诗这样写道：“香/迎出十里/山/藏在花丛。” 从中不难窥见其自然、内敛的审美表达。
空房子主义诗歌。创立时间较早，1993年于河南由杨春光、高鹏举和狼人等人发起，主要理论内容是坚持“破坏即建设”的写作原则，实践“不讲道理”的写作方法，贯彻“诗从语言始，到政治止”的诗学战略，遵从“十反”的诗歌创作方针。虽然杨春光在《空房子主义诗歌基本宣言》里详尽地阐述了“十反”的要义，但实际上在拒绝一个方面的同时接受了另一个方面，是集各家之长而独创出来的霍元甲式的“迷宗拳”。当然，空房子主义的主要影响力是“诗从语言始，到政治止”，曾经一度为诗坛扔下了不少谈资。
荒诞主义诗歌。“我即将出生/老师把我挡在校门前/说你毕业了/我无话可说/我注定是墓碑的儿子。”（宋氏远村《墓碑》）出生与墓碑，是一对反常的事务，但是在这首诗里却矛盾地并列了。与此相异的是，自恋也是荒诞的一种：“在被窝里/闻着自己的屁/觉得比桂花还香/起床时/拣起枕头上的一根落发/装进了钱包。”（祁国《我的早上》）简单地说，荒诞主义就是存在之荒诞的表现。它通过失控、幻影、反常、偏移、发呆等视角来反映世间的现象。在荒诞主义诗人的眼中，世界是荒谬的，因而也是可笑的；是可恶的，也是可爱的。总之，这种诗歌要表达的是一种类似卡夫卡的好玩：好玩的诗，好玩的世象，然后是好笑。
卡丘主义诗歌。作为一个松散的文学艺术群体，卡丘主义并不一定破坏什么，也不主张要建设什么，认为存在即合理，诗歌要表达的是内心里不被人所知的那一部分，以及对未知世界与人的探求。它认为写作不是人类必须履行的行为，却是人类最有趣的行为之一，并力求将生理的展现与流露作为所有艺术存在的最高形式。“一种逻辑淡了/仿佛腰上的花纹/处女躺在高处/最宗教的部位/被裙子掩盖，裙子随意/垂下一股莫名的芳香/沿着红色的地板蔓延。”（周瑟瑟《处女》）关于生理现象，在卡丘主义诗人的笔下成为欲望的精神品，向宗教或哲学的高度，似在揭示人生与世界奥秘的深层思想，带着事务表述上的唯美意味。
世俗在此主义诗歌。俗世此在主义诗派诞生于2003年，主张诗人要坚持先锋的前倾性、历史的批判性、人诗合一的行动性，保持言语的创新性、本体的实在性；要求世俗主义保持一种使自身与俗世诗性地合为一体的生活准则，一种肯定个体性灵的推动力和人本尺度；自称写什么的批判性写作指向“不仅与知识分子的理想化写作指向截然相反，更重要的是与当今庸常口语风潮的媚俗化写作指向全然不同”。“今天是星期天，我一泻千里/在伪道学未赶到嘉陵江畔灭火之前，我扔掉了/所有的套子，露出了虎背熊腰和伏凤长鞭。”（武靖东《阳光豁亮，适合裸奔》）正是以这样独特而意气的立场、沉潜而强劲的姿态、敏锐而高迈的风度、诚实而富有创新精神的文本实践，世俗在此主义诗歌凸现于中国前沿诗歌话语场之中。
诗教派。当社会有人将唐装和戒尺中规中矩搬进课堂时，一个语文教师让诗教给学生以诗性奠基，给课堂以诗意享受，给语文以诗境点睛，让学生受到诗意文化的熏陶，学会用诗意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世界，办起了全国第一个“新诗班”，并取得了非凡的成绩。“纸上的村庄表情还是幽雅，像含蓄的散文/结构趋向于简单/犬声还是朝向陌生、异域/令所有的词语在夜晚变得凹凸不平”(叶才生《纸上的村庄》)汉语言词组的全新组合，意境的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鲜活，为诗教派赢得了不错的掌声。
除上面的这些外，还有反饰主义、低诗派、后政治诗写作、荒诞写作、民生写作、类型主义诗歌、物写作、废话写作、智性写作、地缘写作、回归主义、存在写作、非诗主义、感动写作、草根写作、完整性写作等等。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各种主义和流派诗歌中，还相继生发出一些新的主义或流派，如垃圾派之后独立独立出的灌水写作、废话写作等。
在以上名目繁多的主张中，各自宣扬的理论大抵可以自圆其说，许多老牌诗刊如《诗选刊》和《星星》等也以极其宽容的胸怀为其举旗造势，于是诗坛空前繁荣，形容“百花齐放”丝毫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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