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不管是台湾还是我们海外的民运系统，都想在中国大陆为我们的民主事业做些成就，特别是在推翻邓帮独裁统治上，大家都有着与国内毛派完全相同的实际利益，而毛派中人，除了个别不开化的花岗岩大脑以外，绝大多数都将进入我们的民运大营，并且，国内广大的民众也在渴望着中国政体能够早日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好使邓帮的邪恶掠夺、流氓腐化彻底地终结，民众的实际利益从新回来民众的怀抱里去。
   
   然而，真正在进入实际问题的轨道上时，我们的确需要些新的思考与观察，才能应时产生出新的决策、来弥补我们民运事业中所存在的各种缺失，因为走以往的路数，已经不能够使邪恶的独裁政权及时地被清理，而且我们的系统在中国大陆上根本的就形不成规模，虽然也有过不少的尝试，不少的努力，但真正有大成的还没有一家。
   

   而在思考当前所存在的客观问题时，我们都已想到：宁愿扶植国内的精英一个，也不再扶植蠢愚一窝，问题是，真正的思想者我们能否找到？或思想者找到我们的家门，我们能否看出他的能度与发现的历史性的作用来？这已经是首当其冲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很重要的事情。
   
   也只有这样的理念，认识到我们的不足或缺失，才能在我们的思想中，工作中，形成一个识辨人才的规模，才能有所进展，或有所新的获取。而以往的总是看眼前真正有胆量有声音的我们就关注，却忘记了，这样的小打小闹，在国内，根本就做不好什么，也解决不了我们的客观实际问题，到不如省些气力地做些确实能使胡帮办彻底地败落的实际事好些。
   
   当今，我们虽知道自己还不能在国内建立起自己的强大阵势，这是因为国内无有思想者在我们的麾下带领国内壮士在前沿冲锋陷阵，却不能够及时发现应时人才。而真正有点名声又在公开做事的同仁，大多都被特务死死的盯住，这就难免在现实中，我们必须的须选择出一条具体可行的道路来走。
   
   我们在读王丹回鲁扬的信时有这么一句话值得我们思考：“没有让国内感受到我们的影响,我想这主要是当局封锁的原因。”并且，王丹还赞同鲁扬说的“你们的‘民主思想’不能在中国传播，这是不是你们工作失误？还是你们的一种策略？”并且，王丹还补充了“我们过去在扩大与国内的交流方面做的太不够了。这个方面至少我自己,现在正在想办法改进，到‘自由中国论坛’来就是一个尝试，以后也许还会到新浪的聊天室去，电子邮件群组的网络也在扩充”。
   
   直到现在，我们看不到我们的人具体的把工作重点从网络上转移到实际中来的具体的思想与主张，还是我们这几个人多次在这里提出来以后，直接倡导往国内具体渗透，却并没有得到过多少人响应，更不要说王丹、魏京生之流了。
   
   其实，国内邪恶势力的存在是一个自然条件，我们在铲除它时，就要根据这个先天条件地运筹帷幄，同时在此刻，也已经没有必要把“不能成就”的责任推给邓帮体系的残暴上，因为他们的残暴已经更改不了，我们才走推倒暴力的道路上来，我们应该找到我们在与邪恶势力较量时败的本原究竟是什么？必须的具有胡帮办担心或颤抖我们的成功出线的态势，才能从根本上转变掉我们的劣势。
   
   并认为，利用网络，但不能完全依靠网络、来做我们的实际事。网络只不过是我们交流与联络的最简洁、最有效的纽带，是能够在我们细心中得到我们需要的成员，国内的英勇壮士能够利用这样的方式不难找到我们。而完全依靠网络却不能从网络里及时地走出来，到国内去，或到斗争的前沿去，这是我们的幼稚病还没有完全祛除的根本原因。
   
   而多年的观察与实践，使我们感受到，现在的国内不是无人，而是我们利用公开的网络所缺少的是自己的识辨能力，甚至是有个人联络我们，我们就是否是特务的嘴脸都分辨不清，还谈什么利用网络呢？特别是，像魏京生、王丹这样的高高在上地，又没有多少政治智慧，更缺少责任心的民运名流，表面上也在关心国内的动向，实际上，只是为了自己的小团体利益，不能转变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怎么会能拥有一流的政治主张和与胡帮办这个强大倾轧机器成功抗衡呢？或能拥有一流的识辨国内思想者的能力呢？更不要说让国内的思想者替代他们做实际工作了——虽然我们也看到了他们以往的功劳，可在这里批评他们，并不是想做排斥魏、王这样无聊事的人，我们若有了这样的时间，或精力，或条件，我们会在努力中，利用魏、王的长处，做我们都该能做好的事业。
   
   最起码，魏京生、王丹还是我们的人，甚至都可以做我们的领袖，但是，中心思想归中心思想，我们所缺少的是一流的人才在国内具体指挥或操演，这个重点，根据我们常年的观察得出来了已不是魏、王所能做好的了，所以，像鲁扬把推动国内民运大势的眼光完全停留在魏、王的身上，其本身就是自己的能见度有限啊！
   
   严肃的讲，做国内民运斗士的领袖的最基本的资本不是自己的声誉，而是能给国内输送多少粮草？或提供多少资金？做出什么合乎国内实益的斗争策略？能发现出什么样的应时人才？或给什么人提供？如何提供？如何运用？才能从实质上产生出最佳效果。
   
   若就这样地只是对锒跄入狱的同仁搞点救助，声援，或给在网络上能喊破喉咙的、如东海一枭类的一些稿费，读万米 的民运大业来讲，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国内民权斗士的任何实际困难或实际的问题，更不能使国内的民权人士早日形成自己的地下势力。而没有地下势力，没有地下配套的各种民运领导系统，要想早日铲除独裁统治，未免胃口过大了啊？
   
   问题是，偌大的中国，民运事情不可能要一个什么自认清高的高人、就都能够做好，我们还是要依靠大家群策群力地更好些，更没有必要在窝里斗让邓帮大获渔翁之利，所以，我们在想，虽然王丹因为对待郭少坤的问题上我们不高看，但他毕竟说对了一句话：“有时候，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会比形式上的统一来得好”，尔在“和”与“分”的问题上，王丹的想法也是当今我们海外民运系统最理性的选择。只不过，王丹至今不悟或不知道、或更没有能力扶植出一个国内真正的思想者来执导中国民运事业，也是所有相关理念势力的拥有者的最正确的决策，这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民运上层的缺失是权谋上的缺失。
   
   当我们看到“工党”的方圆和阮杰的争吵，以及各有自己的组织和人员后，我们对这样的事情的存在的确是嗤之以鼻，并且，我们认为，阮杰先生，没有必要再用“工党”的名号，或者方圆先生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工党”更新名号。
   
   关键是，阮杰也好，方圆也好，在海外显示是否正宗已经没有多少用处，只有在国内能建立起自己的工作系统，那才是真个的做事，而在外边，就像王丹、魏京生这样的闹闹，会能得到什么呢？一旦国内民运系统正统地开演，他们光会在海外利用网络制造噪声上沾沾自喜，恐怕有一天，民主运动达到了最终目的，即使他们没羞的回到国内，也不会让国内的民众以及具体奋斗者欣然接受。因为，在上层社会里，无功不受益啊？
   
   然而，真正在国内形成规模的思想虽然有，但能做好这件事的人就是不多，甚至是少的可怜，关键就是能者不见得被我们欣赏，不能者又在我们视线里乱晃荡，使我们眼花缭乱，使我们的民主事业到了现在还不能有声色地进行下去，这难道是邓帮邪恶的释然吗？我们看不是！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在国内发现与发展能替代我们具体工作的适合人选，或不能够放开视野地找到可用的应时人才，而且在海外，不少的如魏京生、王丹类的先生，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在国内具体运作，总以为自己的头上有多大的光环，足以给自己创造出多少空间，并且还在继续自误误人。
   
   一个大事业，没有周密的筹划，没有一流的人才，只靠几个有名望的人举旗呐喊，又有什么用呢？而把工作重点能放到国内，台北当局虽然也做过不少的尝试，却又功效甚微，这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纲领不适宜国内的正常发展，至今还给早已被邓帮取代的共产党过不去，作为一个国家全套的领导系统的台北当局，竟连共产党与邓帮体系都分不清楚，还怎么能在策略上筹划出一流的政略来战胜对手呢？当然，我们的大多数民运人士一样的也分不清共产党与邓帮的区别，总乐意帮助早已出卖共产党利益的邓帮集团、以及邓帮新的传人——胡帮办，或帮助胡帮办间接地不能被更加孤立、更易被我们铲除的继续使他们在他们的内部站住阵脚，和继续使他们在共产党的内部基本合法化。
   
   而我们的民运体系，又四分五裂，各自在海外争吵不休，仿佛自己是正宗，别人都是冒牌，如阮杰与方圆的“工党”系统，而真正的让自己正统化我们认为不是在海外，只有在国内的实际进化与发展，才能证本清源，才能让民众信服，而我们几个在台上舞来跳去的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于是，我们把“扶植一个真正的思想者来引导中国民运事业才是相关理念势力的正确决策”作为本篇的中心思想来谈，是想提醒那些窝里争的海外同仁，以及想在国内民运成功的大佬，以及台北政府，把这点精力用在国内，肯定比用在自己人身上要高明得很多。
   
   是的，我们并不希望观点的不同，就自动地分裂，但在国内的险恶的环境里，为了我们的总方向的顺利发展，就应该不顾及什么统一系统，王丹的“有时候，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会比形式上的统一来得好”颇有道理，这也是我们多年来一再提倡的“兵家”权谋，大家不妨这样地在国内率先各自为战，先自动的形成自己的各种不同的体系再说，然后在形势的蓬勃发展之中，逐渐地磨合后再统一就已足够了。
   
   2007年6月23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