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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題：如果情色版事件在港大發生 大題：如果情色版事件在港大發生
（當年呂大樂設計的插圖，引起黃麗松校長的注意）
龍緯汶對此文章被評為二級不雅，不准公開發佈（包括網上），深感遺憾，故特以專載！
http://hk.myblog.yahoo.com/lwmlung/article?mid=143&prev=144&next=141
http://hk.myblog.yahoo.com/lwmlung/article?mid=144&prev=-1&next=143
又來了，又是發生在中文大學的故事，上一次是桑拿浴，今次是玩「情色Vs風月」的文化通識。已經出版了三十七年的《中大學生報》，因為出版了個「情色版」，在最近一期中，有幾條令人不舒服的問題，闖了禍。
本來，學生刊從來都是「未夠成熟」，「青澀生硬」，「眼高手低」，「閘前脫腳」，「少不更事」，「稜角摻雜」，「意氣用事」，眼界立場手法品味飄忽，游離徘徊迷途於少年與成人的世界之間，在狹縫中鬥爭，在矛盾中成長，等待少年世界的認同，成人世界的認可。
然而，在殘酷的現實中，往往事與願違，如果不是給冷淡的對待，便是給狠狠的痛罵。今次輿論對《中大學生報》的「圍毆」，儼如成年人與青少年的道德戰爭。
《明報》編輯來問：如果中文大學的「情色版事件」，發生在香港大學會怎樣？我覺得這個問題很有趣。
如果你是港大校長
如果發生在香港大學，記者會去找校長徐立之教授，他也可能會走出來表態，說：「我不會回答假性問題。」實際上，這亦無可厚非，事件的確不是在港大發生，這只是假設。記者下一步理應會去找學生事務長周偉立博士。周博士一向形象開明，他可能會說：「我會留意學生出版刊物的內容，但只要不違法，大學沒有理由干預。對幾個本來是同學開點玩笑的題目，我們毋須過份緊張。」答案雖然是公關口吻，但卻得體，也維護了現代大學應有開明與寬容的形象。
記者下一步，大抵還會找教務長、學生會會長、校內校外的著名畢業生．．．，但人們最想問的應是：「情色事件」如果在港大發生，哪份刊物是它最可能的載體？我嘗試不循何謂「情色」，何謂「淫賤」，何謂「大學生應有品味」的角度，去討論事件中誰對誰錯的濫調，而嘗試從學生刊物的生存空間，去觀看與插咀。大家很自然想到──《學苑》，斷估不會是校方多得叫人眼花撩亂的官方刊物。雖然沉寂多時，這卻是《學苑》的宿命角色。
學生刊物的自治傳統
《學苑》比起《中大學生報》歷史更悠久，它的「校園／市場定位」是「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刊物」，這是它的優勢，也是它的包袱。它一直奉行編輯自主政策，沒有老師捉手仔，或最後拍板。跟對家的《中大學生報》一樣，經費主要來自學生會，但學生會的經費主要來自學生，所以它們不是單純的免費報紙，因為在繳交會費時，學生已付了費用，它們並非真正免費刊物。
《學苑》於1952年創刊，原名《Undergrad》。五十年前的港大跟今天迥異，是全英語的世界，除了晚上在宿舍的圍爐夜話時講華語外，基本上是英語的世界，沒有人想到港大學生會的「官方刊物」的語言不會是英語，但到了1959年，它還是改為中文刊物，但接受同學的英文投稿。出版語文的選擇，曾引起當年學生的激烈討論。
自1968年起，編委會獨立於學生會之外，又於1973年經學生全民選出，當時中國大陸正值文化大革命，而香港則仍在1967年左派暴動的餘波中顫抖。在校園內體現一人一票式民主，於當時，甚至是現在的香港，仍是相當前衛的做法。因此，我同議中大學生不如搞一次公投──儘管暑假快到，但可讓《中大學生報》完成今次的歷史使命。
在所謂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火紅年代」，《中大學生報》和《學苑》放棄原來擁護建制的傳統，加入新左派（或新毛派）的出版潮流，蛻變為年青人反叛的出版物，在較長時間中，它們是社會派學生的陣地，跟佔據學生會的國粹派學生對著幹。
在薄扶林的出版的《學苑》，與落戶在遙遠馬料水的《中大學生報》，皆人材輩出，曾是香港學生運動兩面鮮明的旗幟。到了七十年末期，經歷了多年高度政治化，愈來愈多學生對學生刊物的內容取向看法分歧──其實是不滿，在1979年在吳俊雄當總編輯的一年，常有學生把新出版的刊物擲回編輯部辦公室，以示對艱深的政治文章的抗議。
「壞品味」由來已久
在當時學生刊物亦試圖用「壞品味」與Cliché來表達對殖民地與資本主義的不滿，例如1980年的《學苑》，有一期把當時港督麥理浩的頭部，剪拼到筋肉墳起的大隻女人身上。
本來無心插柳的插圖，卻引起黃麗松校長的注意，召見總編輯呂大樂（現職中大社會系教授），在沏泡頂級龍井香茶之餘，黃麗松提醒呂大樂，麥理浩是大學校監，理應尊重，不宜拿之開玩笑。呂大樂今天難忘黃麗松當年的齒頰留香，也對黃的循循善誘歷歷在目。
而呂大樂領導的編輯部，正式把在1979年轉為月刊的《學苑》帶上雜誌化的路向，這個路向一直沿用自今。雜誌化可令刊物提高趣味，但也增加了編寫內容的難度，容易流於眼高手低與任性出位。
然而，在五十年的《學苑》歷史，超過大半時候是平淡而欠缺戲劇性，在《學苑》官方網站上「學苑大事年表」中，整個八十與九十年代的記錄中，只有1982年的「血書事件」與1990年的「中東戰爭封面事件」，跟著是漫長的低潮歲月，對需要依靠與製造話題的後現代傳播世界中，這是致命的缺點。
接下來，便是2001年的「我表你（宣傳口號）事件」。有份構思這句引起粗口疑惑的「我表你」口號的同學，後來據說被特區政府聘任為政務主任。之後《學苑》不斷重覆「缺莊」（沒有同學肯參加編委會）、「脫期」與「摺埋」（停刊）的命運。
從那句富爭議──「幾搞嘢」的口號，也看出《學苑》與《中大學生報》這些有同學認為是「歷史文物」的「老牌學生刊物」如何在後現代的世界中爭扎求存。其實，豈止《學苑》與《中大學生報》如是，港大其他相對受歡迎的學生辦刊物，像同是免費派發的《校園雙週》，也於2004年停刊。
Soft-Porn
在世紀之交的前幾年，校園與傳媒流行一種笑話，大學生的最受歡迎是《一本便利》或《便利》之類的商業印度媒體，以《便利》為品味軸心與標準，去評價其他刊物的可讀性與品味素質。
當然，這種說法可能只是傳媒為促銷宣傳散布的錯覺，又或不過部分傳人的自我膨脹，以訛傳訛，習非勝是。我為了釋疑，曾問過一些「同學仔」是否屬實，得到的答案是：「不會自己購買，但不抗拒閱讀。就算要閱讀的話，也只會在宿舍，上課時給同學看到你的背包中有這些Soft-Porn（軟性色情刊物）式本地刊物，會『燶死』。」
坦白講，《便利》這一類本地Soft-Porn今天亦已Out。大學生究竟對什麼才會感興趣？
這是散亂──多元化無焦點時代，以港大學生為例，校園生活太忙碌，上課、功課、考試、導修、上網、拍拖、兼職、Mentorship（師友計劃）、舍堂活動、Exchange Programme（海外交換生計劃）．．．，對這類已淪為「垃圾物品」的學生刊物興趣愈來愈低。或者，他們根本沒有時間。面對這種後現代的世界，連大型商業媒體也要艱苦經營，何況是這些小型學生刊物──雖然它們沒有經費壓力，但缺乏讀者，刊物淪為自說自話，始終令舉辦者「冇癮」。
然而，另方面，由於經費與管理權皆學生自治，大學官方要「控制」這些經常在出位內容上擦邊的學生刊物，並不容易。就算是學生會，也對「意見不同」的夥伴，除非事事訴諸公投（學生全民投票），亦無能為力。唯一對付方法，似乎是要負責的學身「上身」，要他們負刑責之餘，更要面對被趕出校的風險。
對學生而言，這未免有嫌陰濕。到了今天，當曾當學生會幹事或學苑編輯的「履歷」，無助於他們畢業搵工升學，當這些刊物編輯還要承擔這些風險，還有哪些同學會有興趣？
面對這種環境局面，並沒有受過專業訓練，也欠缺經驗的學生，如何重建學生刊物的傳統與支撐其愈來愈狹窄生存空間。有人問：為何今次「情色版事件」會在中大發生？最直接答案，因為《中大學生報》是在各大院校中，碩果僅存稍具規模的學生刊物。事件也令人聯想起幾年前的「新亞桑拿事件」與各大院校的「淫賤迎新」，對保守的大學校方一直有潛在的威脅（擔心有損校譽），人們都愛在大學生道德雞蛋中挑骨頭。大學生道德淪亡的新聞能讓早已妖媚墮落的大眾文化，能有五十步笑百步的心
理補償，「淫賤迎新」則滿足大眾的偷窺慾望。
有人戲謔地說：香港大學是「殖民地大學」，中文大學是「封建大學」，科技大學是「美帝國主義大學」，諸如此類。要「維護校譽」，不如說是要延續大學「品牌效應」，是在競爭愈來愈激烈的大學市場中生存的關鍵，有適當品牌，大學才能吸引到最多捐款，取錄成績最好的學生，這正是大學要努力維持某種校譽的動力所在。
校譽的政治正確性
當然，你會質問：究竟所謂校譽，是為了提高捐款者的捐款興趣而營造，還是為了學生的利益作考慮？兩者是銀圓的兩面，還是當水遇上油的關係？我們可以這樣說：當一個人或一個團體自信不足之時，也是最計較形象的時刻；當一所大學最緊張其校譽的時候，也是管理層心理最為脆弱的日子。
近年本地大學面對的危機管理，說來說去，玩來玩去，都是在政治正確性的層次上糾纏，不願讓一粒老鼠屎弄髒一窩粥。所謂政治正確性，其實不外乎是指循規蹈矩的角色扮演，模稜兩可、左右逢源的形象。誰嘗試出位，便要被槍打出頭鳥。在幾年前的港大「鍾庭耀事件」後，各大學的管理層都凡事先求自保，事事如履薄冰，在找尋捐款上進取，但在校風管理上保守。
不管是大如「教院風波」（其實是由抗拒政府行政干預變成人事糾紛），還是小至「情色版事件」，都是在這種大學文化的背景下發生。對當權者的提示，是：小心駱駝背給最後一根稻草弄塌，毋須為幾個大學生的情色戲言，而撕破建制的道德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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