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手，是在政治运动中经常地自觉整人而且踩着别人的尸体向上爬的人。

   老运动员，是在政治运动中经常挨整的人。

   C君是一个书生型、君子型的革命家。他对他所信奉的理论、制度、党纪、国法以至传统道德，都是真知、真信、真行。他始终保持着书生的单纯，书生的方正，书生的迂阔，不会也不愿意应付官场的拉帮结派，逢迎、倾轧、营营苟苟，他一生在党内受过六次打击，几乎每到大的政治运动都要受到批判、审查和组织处理，人称“老运动员”。

   C君第一次受打击，是在延安的整风和审干运动之中。当时，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办了一个名为《西北风》的墙报，发表过一些揭露阴暗面的文章，但却不大严重，受过批判以后，下放到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农村去工作。后来抢救运动开始了，曾经在某省地下省委工作的H君，经不起逼供，承认自己是特务，同时揭发某省的地下省委是由托派组成“红旗党”（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假党）。H的假口供也说C是特务。当时的西北局书记高岗派人把正在陇东农村工作的G五花大绑逮回延安，钉上脚铐送进监狱。C顶住逼供，不讲假话。审讯者派H到监狱劝降。H在监狱对C说：“××，我把咱们的问题都交待了，组织上对我很好，吃猪肉，戴红花，并到各单位作现身说法的报告，劝告其他人坦白交待。你也把问题向组织上交待了吧！”C问：“交待什么问题？”H说：“就是咱们的特务问题嘛。”C声色俱厉地回答：“狗入的，你是特务，我不是特务。”后来C君坐了三年半监狱才得到解放。H君当然不会受任何惩罚。解放后，他起先在一个省担任省委副秘书长，后来被提拔为省委书记处工业书记。在“大跃进”中他和某省第一书记和农业书记一起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大整干部和群众，以致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100多万。后来，在反“五风”中H受批判，被撤职，重新分配工作时，没有人要，他的老上级要他到另一个省去做（地委）副专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造了老上级的反。“文革”后期，在国务院某部作司局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H的另一位老上级在一个省做第一书记，把他再次提拔为副省长。冤家路窄，当C担任一个大城市的市委第一书记时，H作了这个城市的市长。

   C君第二次受打击，在1958年，那时，他是一个大城市市委书记处书记。他同其他几位书记一起，支持一家工厂的技术革新。另一个职业打手W，当时是省委工业书记，他不赞成市委的做法，指示省上主管部门加以干涉，市委抵制省上主管部门的干涉，H就和省委工业部长一起，指责市委反对省委第一书记，反对省委。指责的依据是，当市委向省委第一书记汇报支持某厂的技术革新时，省委第一书记讲了八个字：“积极支持、暂不推广。”省委第一书记说：他记不得是否讲过那八个字。W书记拿出省委工业部长的笔记本说：“纪录上有那八个字。”后来，省委工业部长才说，那八个字是W书记伪造的。即使第一书记确实讲过“暂不推广”，市委没有执行，也不能说是反对省委呀。为了这件小事，在1959年1月召开的中共省党代表大会上，大批某市市委反对省委的“分散主义”错误，C君和市委工业书记、宣传部长等三个人是重点批判对象。

   C君第三次受打击，是在1959年。当时他发表了《论否定》的哲学论文，阐述被斯大林取消了的“否定之否定规律”。C由于那篇文章的总体倾向是反“左”，而且在举例中提到，由合作化发展到人民公社化是“左倾机会主义”。C君因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长时期的批判以后，降职为一个人民公社的副社长。c君在降职下放期间，认真进行农村调查，继续提出他的放宽农村政策的观点和建议。

   C君第四次受打击，在1965年，他以省委秘书长的身份参与和坚决支持胡耀邦推行的“解放思想、解放干部、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超前改革，被打成以胡耀邦为首的“三家村”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之一。这一次打击C君的西北局书记w，正是1958年制造某市市委反对省委事件的省委工业书记W。

   C君第六次受打击，同两个职业打手W和H都有关系。W君，在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的岗位上被“文革”打倒以后，1974年又被任命为某大城市的第一书记，他就职不久就遇到“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他积极地批邓，积极地反对右倾翻案。“四人帮”覆灭后，在“揭批查”运动中，W君又来了一个急转弯，他把他的四个得力助手——副书记、副市长、秘书长打成紧跟“四人帮”的“四个帮”，株连了2000人，唯独把自己乔妆为一贯正确。1979年1月W君的面目又一次暴露，在原来的大城市站不住了，被调到国务院一个部去做副部长，C君恰好接了W的班，接任市委第一书记，C君就职以后，被W打成“四个帮”的株连者纷纷申诉，C君领导市委解决了“清查扩大化”的问题，解放了近2000名无罪而受到连的干部和工人。w君留在那个大城市的追随着又向中央和省委控告C君解决“清查扩大化”的问题是错误的。中纪委派出人称“当代包公”的副书记带领调查组到某市调查。调查结论是：前市委第一书记W君确实搞了“清查扩大化”，以C为首的新市委解决“清查扩大化”的问题是正确的。可是。W这一方，一面通过他的老关系在中纪委活动；一面由留在市上的追随者向胡耀邦同志告状。他们抓住耀邦对老下级严，对反对他的人过宽的特点，诬告C君在某市翻反对耀邦的老帐（实际上并无此事）。耀邦给这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指示说：“C同我并无特殊关系。他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结果，已经澄清的是非又被颠倒过来。中纪委不赞成它自己派出的调查组的结论。某省委先派出C的老对手H到某市去作C的二把手，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省委开了一周解决某市团结问题的会议，支持先后两个职业打手W和H，否定了C所领导的解决“清查扩大化”的工作，免去C的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专任省委副书记：让臭名远扬的H继任市委第一书记。据我所知：胡耀邦和习仲勋对于某市翻来倒去的斗争，谁是谁非，是清楚的。但是，由于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他们虽在高层，也无能为力。

   由此看来，职业打手总是顺风顺水，春风得意；即使暂时受一点挫折，又会寻找新的靠山，再一次、再二次地爬上去。而老运动员总是一再挨整，既使在高层有了解他们的领导人，但正派的领导人往往会过份地回避支持亲者的嫌疑，不愿意为老下级说话。所以，挨整的人，即使在正确的领导人执政的时候，也可能继续挨整。C君就是一位负屈含冤、抑郁而终的人。恶人得志，好人负屈，这也是一种体制性、结构性的弊病，采用传统的人治方法，是治不好这种痼疾。

《议报》第39期 20020426

http://www.chinaeweekly.com/history/gb0204040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