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有幽默感的人：把可恨、可悲的事情付之一笑，并且制造一些笑料来嘲弄文革嘲弄新的权势者，嘲弄丧失理性，如痴如狂的造反派。

   受批斗者在批斗以前和游街示众中要自报家庭成分，自报罪行。有一位领导干部在游街示众中敲着小铜锣自报：黑帮分子×××，家庭成分……报到这里故意停下了。造反派催逼他：为什么不报了，是地主、富农还是资本家？这位领导干部大吼一声：下中农。造反派大失所望。

   在武斗中，两派的健儿都戴着柳条帽，手持棍棒，在交通要道站岗放哨，遇到对立的一派，非骂既打，有一位领导干部路过一派岗哨，武斗健儿大声询问：哪一派？这位领导干部慢条斯理地回答：走、资、派！武斗健儿左看右看，果然是一位领导干部，就把手一挥：过去，过去。放行以后，他怕失掉造反派的威风又叮咛了一句：要好好改造思想啊！

   这种情况，在向毛主席交红心的运动中更多。有一位青年教师上台交心时，痛苦流涕地说：毛主席呀！我的思想反动透顶，我有滔天大罪呀！造反派头头以为捞到一条大鱼，就给他大讲坦白从宽的政策，鼓励他交待自己的具体罪行，青年教师说：我是一个臭老九，难道还不够反动吗？有一位剧团团长，上台交心时，也是痛哭流涕地说：毛主席呀！我对不起你呀！我是苏修特务呀！剧团的造反派也以为捞到一条大鱼，要求他交待具体问题，这位剧团团长说：我昨天晚上偷听了一次苏修广播，我的罪还不够大吗？

   在我们受到军事监护的囚徒中，也有类似情况。有一天。军管组胖管理员到我的囚室巡视，他看来看去抓住一条辫子，疾言厉色地说：你这个家伙真反动，宿舍里连一张毛主席像都不贴。我说：你们没有发。胖管理员说：人民日报头版经常有毛主席像，你怎么不贴？我又说：没有浆糊。他说：给你发一瓶。后来，我把人民日报上的毛主席像全部剪下来，在我的书桌周围和床铺周围贴满了。胖管理员又来检查，他看到满墙的毛主席像又不满意了，他说：你这个家伙总是捣乱，你怎么用主席像糊墙呢？我说：贴的越多忠心越多嘛。他无言以对，夹起尾巴，走了。我曾经代省委书记写过一篇关于教育改革的文章，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过，造反派认为那是修正主义的教育纲领，大张挞伐。在批判时我不说话，等到批判完了，我才说明：那篇文章，是康生约稿，康生修改定稿的。造反派急了，他们说：你怎么不早说，你是存心要我们犯错误呢！我说：你们把我拉上来就批判，我哪里有说话的机会？

   军管组规定：白天不许躺在床上。可是，上了年纪的人整天像泥菩萨一样坐着是受不了的，那些六十岁以上的人到了下午，难免要闭上眼睛躺一躺。有一天，监管人员大呼小叫：2号，不许睡懒觉。2号老头儿说：我没有睡觉，我躺在床上背诵毛主席语录呢？

   西北局书记处书记高君，文革开始时，在北京治病，1968年，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说：西北局犯了错误，我也有一份责任，我要求回去向群众检讨。周总理说：你没有错误，也没有民愤，西北的群众一直没有对你提出意见，不需要回去检讨。过了一段时间，周总理又找高君谈话说：他已同毛、林商量好，派高到兰州军区担任第一政委。高君穿上军装到兰州去就职，走到西安，风云突变：兰州军区领导人说，高某有叛徒嫌疑，留在西安审查。于是，高君就在关押我们的大院里受到军事监护。不知上面是怎么交待的，高君在军管组经常受到体罚。有一天，胖管理员又对高君拳打脚踢。高君一边挨打，一边呼口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许打人骂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胖管理员倒打一耙说：谁打你了，是你先打我的。高君说：我先打你？我的胸膛打到你的拳头上，我的肚子打到你的皮鞋上了。

   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以后，生产队的大喇叭都在声讨林彪。可是，五七干校传达关于林彪问题的文件，却不让我们受审查的人参加，而且不许我们在干校院内停留，必须到大田和果园去劳动，有一位领导干部。为了发泄他的愤慨，在专案组要求他写的补充交待上，大引林彪的言论。专案组找他质问：林彪早已叛党叛国，你为什么还要引证他的言论？那位领导干部说：组织上没有传达，我不相信小道消息。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最亲密的战友，最最信任的学生，他怎么会叛党叛国呢？专案人员啼笑皆非。

   有一位起义军官，文革前在一个地区担任副专员。被审了几年，审不出问题，已经宣布解放。按照当时的惯例，已经宣布解放的人，还要参加一个歌德感恩的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别人都在歌颂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感谢党和群众的教育和挽救，那位副专员受了几年打击，窝了一肚子火，不愿意歌德和感恩，就说：文化大革命不是史无前例，过去还有一次。工宣队和红色政权的代表问：还有那一次？这位付专员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嘛。一句话又闯下大祸。副专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难友们和一些好心的专案人员，找出毛主席讲过的秦始皇焚书坑儒还不如他，他是十倍的秦始皇，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借以说明副专员不是恶毒攻击，而是歌颂。加上那位副专员不是重要的黑线人物，已经宣布解放，也不好收回。一场风波才逐渐平息了。

   打语录仗，也是嘲弄文革的一种形式。造反派的两派之间要打语录仗，挨整的人也同整人的人打语录仗。例如：整人的要打人，被整的人就叫喊：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整人的要拚剌刀，逼被整的人承认什么问题，被整的人就背诵：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

   我在五七干校听到农民中的语录仗最为精彩。干校附近的生产队有几个调皮捣蛋的青年只抓革命，不促生产。生产队长批评他们迟上工，早下工，他们就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分先后嘛。生产队长批评他们出勤不出力，他们就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种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气得生产队长打了他们几巴掌，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议报》第44期 20020531

http://www.chinaeweekly.com/history/gb0205052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