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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教育“八股化”开炮 一个朋友刚从考研的战场上下来,面如死灰。英语考得一塌糊涂,这应该是不痛快的理由,足够充分。
然而,他还是为政治感到一点庆幸,尽管政治复习的时间前前后后加起来不过十多天,然而政治考得不赖,尽管是自我感觉。但相信谣言往往是正确的,就如冠冕堂皇的常常是预料之外的错误。相信自己的感觉,比相信专家更为可靠。
这种庆幸的感觉,第一个来自于答题纸都写满了,会写的不会写的,一股脑地都写了上去,在感觉之内的原理规律都放上去,瞎蒙也能蒙上几分,而且蒙得内容还不少,10分的题,蒙个七八成应该不成问题;第二来自于日常生活中对政治的把握,男人们相对更关心政治,尽管很多题从来没有认真背过,但是单看电视中的会议、讲话、报纸中的新闻,就足以使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张口就说上几句人民日报社论似的“官话”,何况他等老油条乎。
这应该“归功”于我们现在的政治考试逐渐趋向于“八股化”。而我们的政治教育正有着逐渐走向“八股化”的危险趋势。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背诵性的知识点占分太多,创造性的几乎没有。有的也只是根据课本中的基本知识向里套,这难道和封建时代的“八股文”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古代的八股文是为了给封建地主阶级统治者培养人才,让知识分子们沉溺于四书五经,使之符合封建道德和宗法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让他们每天研读经书,在古文纸堆里考究研证,这样既避免了他们把精力转移到 “针贬时弊”上来,又避免了知识分子有了自己的觉悟,使民智莫若使民愚,人越傻越不知道反抗,最好都变成猪,这样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千秋万代可传亦。
每一次革命前都会有一段文化和思想的培育期,革命者也会从理论上、学术上对旧的体制进行一番批判和颠覆,从而在批判中建立自己的革命理论,这是统治者们最为恐惧的事情了。
于是,每当一个朝代从兴盛到衰败时,与之伴随着的则是文化和学术上的逐渐走向反动,人们只要熟读四书五经,根据书上的套子向里套即可,本质上是为了压抑人的创造性,限制人的独立思考。这一点“八股文”有功于圣门。
古代的教育更多的作用是诱导人们相信一个真理:皇帝是奉天承运,根据上天的旨意来统治人们,人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服从他。然后统治者们会组织一批御用文人从哲学上、文化上、政治经济上等建立一套理论,并将这一套理论注入在教育中,将个人的前途与是否学好这一套理论绑定在一起。于是一个孩子,从小到大经过这一套教育的影响,人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了维护封建礼教宗法的卫道士。
然而,难免会有得人不服从这一教育,这一批觉醒者就成了统治阶级眼中的“大逆不道者”,于是,论谈时政的“东林党人”被集体砍了头,乱说话的文人被一贬再贬,一再放逐,胡箩卜加大棒,胆子小的都怕了,中国文人的胸脯几千年就再也不敢挺起来了。
聪明的统治者在于教育中“润物细无声”,让人不知不觉受到毒害,他们不会让你看到他们并不能代表劳动人们,也不会让你看到这一套教育所建立起的“人性论”是抽象的人性论,更为反动的是“认识论”也取消了,大家也别认识科学知识了,只要“求于本心”,维护好符合封建道德的“本心”就行了。
从先秦的孔子、孟子开始,局限于认识水平,统治者们只能以天的名义吓吓人;到了汉代的董仲舒,就开始建立起了精致系统的“三纲五常”,把上天都装饰成有目的有道德的天;到了宋代的二程和朱熹,以理学为核心的更为精致系统的封建宗法论、礼教以及形而上学的认识论体系都建立了起来,中国的老百姓被捂得严严实实,再也找不到出口。
教育为统治服务,就象文艺为政治服务一样,这是封建统治者在文化学术上最为反动的体现。
在这一口号下,统治者最希望的,以封建礼法代替认识论,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以唯心主义和抽象的人性论代替唯物主义,以皇帝史观代替唯物史观,然后再加上一套不求创造只求把人“整傻”的封建教育体制,镇压不听话者的监狱、军队、官府等专政工具,那么人们就彻底“驯服”了。
存在剥削和专制的国家里,统治者们十分不愿意分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工农阶级,这样一分大家就有四六九等,下等的就不乐意了,就想造反翻过来;要是不分阶级,你好我好他也好,大家都一伙的,统治者代表的是最广泛大伙的利益,既掩盖了剥削,又避免了被颠覆的危险。这个作用就由教育来行使,教育的功劳可不小。
几千年多少亿可怜的人民就这样被蒙了过来。
历史的车轮不能逆转,人们也不容再被愚化。既为此计,首先,就要全面防止教育的“八股化”。教育在于传授基本知识,更在于培养思想,培养创新之思维,独立思考之精神;关于“大学”的涵义,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用“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给予了精确概括,因此,培养为分数而分数,为考试而考试的“八股知识分子”实为舍本逐末,更为害人子弟,误国误民,只益于治者,无益于民族,更背离联合国人权宪章和我国宪法所赋予的作为一个基本的人的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
让我们共同起来抵制教育“八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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