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向我感慨，“生在中国是一件挺不幸的事情”，不但缺乏民主，还穷得要死，而此前还有那个谁谁谁嚷嚷“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至于是谁这里就不点名了）
   
    于是我想，这话说得有点过，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们不可能要求人人都是圣人，趋福避祸人之常情。
   
    据“记者无国界组织”的年度排名，即“世界人权状况最好的国家排名”，朝鲜、中国、古巴等几个国名带人民或民主的社会主义穷哥们都进了前十名，忘了一点，是倒数。

   
   
    笔者的好友、张星水先生，曾经和朋友去北京有关部门申请“北京阳光宪政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这样一个机构，不批：要“阳光”没问题，党和政府的温暖已经够暖人的了；要“宪政”不行，太敏感；要么把“宪政”这俩字删掉重新申请，要么就干脆死了这条心；张星水先生不舍得删“宪政”这个字，去了这俩字其它的字再多都无用，要的就是这俩字的“狠”，然而“半途而废”也是包括我在内的广大人们群众所不愿意看得到。
   
    最后大家一琢磨，只得妥协，把“宪政”改成了“宪道”，只要脑子好使的人大概都能看出这么回事，“北京阳光宪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这才通过了审批。
   
    关于游行示威的问题也是个老大难问题，北大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讲过一个故事，北大学生向条子们申请反日游行，不批，跑了很多趟，求爹爹告奶奶地似地终于磨出了眉头，虽然批了，但有几个条件：第一不得喊口号，不得举旗帜、挂条幅，不得发传单；第二不得找记者，不得接受媒体采访；第三人数要限制，不得超过200人；第四要规定路线，不能进市区，只能向北走，北面是农村。
   
    如此一折腾，就这么一点人，悄无声息地到农村里走一圈，这还叫游行吗？
   
    2005年，我在深圳加入了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开见面会的时候，就听了一些关键人物谈他们自“爱国保钓”以来的经历：自参加保钓活动以来，警察叔叔就经常找上他们的门，有时半夜正睡着觉就被叫开门，然后警察叔叔们一声不吭就坐在他家沙发上抽烟，抽累了也不走，就在那里打盹，经常半夜给你搞这套，你和老婆每天晚上还能睡得着吗？
   
    据他们说，“保钓分子”走到哪就有“免费保镖”跟到哪，“保钓会议”结束的时候，会议主办方就让大家一起照个合影留念，一听照相，很多参会者紧张得起身就走，怎么喊也喊不住。他们自有自己的考虑，这合影若是被条子收了去，岂不正好“对照拿人”？
   
    前不久，一些海外媒体邀请我去谈关于当前一些政治问题的看法，开始没有去，后来一想，人家邀请你是抬举你，不识抬举不是我的风格，然而正当想去的时候，衙门就特别提醒我 “接受外电采访前要提前汇报，但也不限制你的权利，谈谈纯粹的诗歌创作还是可以的”，听后我哑口无言。康德说过，“我说出来的都是真话，但真话并不一定要说出来”，这点大家都明白，我就此打住。
   
    身在单位身不由己，如果你不愿“同流合污”，但总得“夹缝里求生存”吧，甘地曾说“为了理想，有时不得不牺牲别人”，那么为了能保住“说话的权利”，你至少需把“直说”的“坏习惯”牺牲掉，“皇帝新装”中的那个孩子固然勇气可嘉，但大部分人还是愿做“聪明的哑巴”，这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们总得要找点自慰的借口，甚或是自欺欺人的理由让自己活下去，即使活得悲哀、无奈、屈辱、压抑、很不爽。
   
    因此，所以活着的、不甘心的且胆量还不够大的人，都需要认真研究说话写字绕弯弯的技巧，在中国，这是一门很有技巧、也很有市场的学问，一篇文字含混晦涩没问题，但若被认为是“含沙射影”，甚至到有人开始考虑你“居心叵测”时，那么恭喜你，你很快就要加入到那“一小撮”的队列了，开始准备去“吃公粮”吧。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需要“铁肩担道义”；作为一名作家，需要“不负我心”；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作为一个人，也应该有要求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天赋人权”的权利。这些东西在理论上、在圣经上、在一些其它国家也都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作为一个活在现代的中国人，那么你只有骂娘的份，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