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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与出路
学术研究上，我更倾向于把学界分为两种泾渭分明的阵营，一种是主张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院派”（也可称“阁楼派”），就象纯粹“为艺术而艺术”、为“创作而创作”一样，不主张将“艺术、创作、学术”简单地以“是否有利于”式的政治标准划线，淡化效用的色彩和政治宣教作用；另外一种是“经世致用派”，他们更多地是从当代实际为出发点，以参与公共事务、追求解决问题为目的，“带着问题学习”，“带着目的研究”。
对于学界的这两种阵营，各有优劣和千秋，此前我也各有评说，但总的说我们仍然应以一种“兼容并包，互为存荣”的多元化精神，允许他们在各自的立场上，互为借鉴与促进，相辅相成与共荣。
学术研究的立场贵在于“客观、公正与理性”，学人的态度贵在于“独立思考与思维”以及由此推及自身的“独立人格”。不仅如此，作为知识分子这一大阵营的新闻工作者（reporter）、法律工作者（lawyer）、文艺创作者（writer）和以此为基础的中产阶级（中等收入阶层），都应以此基本思想，作为自我个体“安身立命”的精神源泉。
一、知识分子是中华民族落后于西方的罪魁祸首
考察中国知识分子，则须考察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有两次比较大的繁荣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一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后者由于北伐内战、抗日战争等而被迫中断，发展得不是很彻底；前者相对而言则是中国原始文化的奠基。汉初期，“黄老哲学”一度盛行，而到了汉稳定以后，出于遏制君权的需要，董仲舒在综合考察“百家学说”的基础上，“不得不”选择了儒学作为立国之术，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学”，“儒学”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官方显学，其它学说则逐渐消退于主流之外，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隐时现。而后先后经历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到了南宋时期，以儒、道、佛三教合流的“理学”正式确立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并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的结束，这也是目前学界所认为的中国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的始点。
周可真先生在其《试论理学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负面影响》中指出，理学的产生使得统治阶级更加虚伪残暴，使知识分子更加迂腐不堪，使普通百姓更加消极认命，使科技探索停滞、国力衰微日下，是中国几百年来落后于西方的文化罪魁、思想祸首。
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贯穿于这一系列文化、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的承载主体，无论这承载是主动还是被动，是自觉还是不自觉。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威物史观，即“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与创造者”的这一观点，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落后于西方的主体责任人应该是人民群众。如果把封建统治阶级也划归到“人民群众”这一大系列的话，这又显然有违于我们常规的价值趋向。我们清楚，中国古代的后期政治大多是文人政治，是以文人（儒生）为核心的少数人精英政治，或者说在“君天下”驯化思想下的知识分子政治，那么我们应该把知识分子这一阶层划归到“人民群众”这一范畴里呢，还是划归到“封建统治阶级”的阵营里呢？
与西方哲学思想史上的“智者”一样，先秦的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应该视为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成员，不同的是，儒家是积极入世的“有为”，道家是出世的“无为”，也就是说一个“在朝”，一个“在野”，那么我们姑且可以先简单地把知识分子分为“在朝知识分子”和“在野知识分子”两类。以此逻辑，在朝的知识分子因掌握公权而把持着国家命脉及意识形态生杀之柄，在野的知识分子因散乱民间，而逐渐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民群众的领导力量。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代表和领导人民群众的在野知识分子是推动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核心领导者，同理，自然也是造成中华民族于近代几百年落后于西方的罪魁祸首。
二、信仰缺失是民族灾难
如果我们把中国哲学从“人与内心、人与自然、人与人”这三个角度来划分的话，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观点，先秦的儒学，尚有唯物论的因素，“人与自然”尚且还有积极探索的精神，而到了宋明理学，连这一点的积极因素都被抹煞了，剩下的就全然是“存天理，去人欲”，到了王阳明的“心学”更是走到一个极致。
与西方基督教上帝的超现实不同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治国、平天下”的信仰基础——“儒家”是以世界之内的天为主宰的，“天意与天道”是儒家限制地下王权的思想理论武器；然而自唐代以后，封建王权在发展过程中逐渐通过控制“释读经书”这一环节来牢牢地控制儒家思想发展以致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走向，从而达到以王权挟持儒家之神权，控制“天道”；知识分子失去了“权利制衡”思想武器，日渐“犬儒化”和“工具化”，封建君权至上，专制残暴膨胀欲甚，贪污腐败横行，世风沦落，道义不行，全民信仰缺失。
信仰危机带来的是“无底限”，即一切规则的失能，一切行为的失序，一切非善的恶行都大而行其道，而其中危害最大的莫过于破坏性的人类自我灭绝。
据《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灭绝之谜》一文所述，《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242年间各种战争448次；到了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之后中国社会历经秦末农民战争、汉武帝伐匈奴、西汉末年混战、三国鏖战、西晋八王之乱、南北朝混战、隋朝役民、安史之乱、黄巢起义、金元灭两宋、元末混战、明末混战、清代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中华民族共有14次比较大的社会大动乱和民族大灭绝，最多时人口损减达99%之多；小的战乱更是不计其数，处处时时均是杀人如麻、屠城饮血、剥皮填草、草菅人命、人肉充饥，不啻于一场人类惨剧、人间炼狱。
2700多年的中国历史仅有尊崇“黄老无为”思想的“文景、光武、贞观、开元”约200年的和平之治。
了解中国近现代史可以明白， 1912年清代灭亡以后至今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也先后经历了军阀混战、北伐战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除去对苏备战与小规模冲突外，我们也先后经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左与反右、大跃进、十年文革大动乱、对越自卫战等比较大的内乱与外战。自“拨乱反正”及“改革开放”以来，遵循修养生息精神的“稳定与发展之策”确立后，我们才迎来了不到30年的和平光景。
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言，人类有四大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信仰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而综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历史，这又谈何“免于恐惧的自由”？君王“家天下”与一党“党天下”下的模式下，哪里又有什么“言论的充分自由”呢？
杨小凯先生在其信仰与制度的关系中指出，“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没有好的信仰，就没有好的公民，而什么样的公民，又决定了什么样的制度”。一个并非普适造善的信仰，造就一个不断造恶的制度，而这套制度又同时危及人类及社会自身，带来灾难。
三、知识分子的救世困境与救赎责任
毋容置疑，有且只有知识分子才有肩负“建构信仰”的知识与能力，也因此，中国知识分字也天然地承担着这一历史和“不断超越的现世”所赋予的责任。
自先秦，孟子就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与“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独立人格精神；“怕不怕死”成了检验中国知识分子“真伪信仰”的试金石。正如我们所评价的“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一样，其实从古到今，中国知识分子们也始终都在“革命性”与“妥协性”之间、“公义”与“私利”之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生存”与“信仰”之间左右动摇。
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道德、个人修养的修炼与治国平天下合为一体，互为逻辑基础；要求知识分子做到“仁、爱、礼、智、信”。
宋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脍炙人口的名句；而一代宋儒张载更是写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传世之言；明代顾宪成等东林党人则关心民生疾苦，矢志革新积弊，以大无畏的胸襟书写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济世精神。
周可真先生在《儒教之“天”与基督教之“上帝”》中指出，中国儒家的“天”正是这种精神使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积极出世，为国计民生前仆后继，不畏生死。
然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儒家知识分子在济世精神之后，还同时伴有着“服从统治阶级的”自觉意愿。葛荃先生在其《“戒惧”心态与东林党人的政治悲剧析论》中指出，东林党人在个人内心的修养的“慎独”具有“戒惧”的特征，但他们出于道德自觉而选择的“原惧”，却不同于基督教的“原罪”，这种“原惧”的政治心态又导致了他们在被魏忠贤诬陷时自觉地去受死——“自分一死以报朝廷”，选择驯从。
这种心态反映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在面临君权时的两重性，一方面以“天意神权或天道”之名限制统治阶级的君权或人治，另一方面，又自觉充当了统治阶级的代言护符和专制工具。
这便是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难以走出“造善又造恶”怪圈的原因。这种思想随着古代君主制的接替而土崩瓦解。
实践证明，任何处于忠于一君、一党、一个利益集团的所谓的“信仰”都是造恶的源泉，所有出于敬畏，为普适价值的信仰而信仰，才是真正造善的真理所在。
此种信仰，形式上类似于基督教承认“有罪”的前提，表现在现世上，亦可称为“救赎”。
四、宪政与启蒙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济世出路
大学之要义在于传播“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知识分子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知识与信仰之间，秉承人类智慧、良知与道义，行天下之公义，无可非议地成为中国当代乃至将来“所有向善”之思想、文化、道德、伦理、法律、政治基石等得以实现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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