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笔者突然听到了新周报主编赵世龙离职的消息，经在深青证实后，有点吃惊，虽早有耳闻赵意欲出走的风声，却没料到竟是如此之快。
   
    赵的出走似乎早有欲兆，早在不久前，新周报因故停刊时曾打出了因办公室搬迁的说辞，但这并不能隐瞒新周报面临的困境。针对赵的出走，深圳青年作家俱乐部有关人士曾指出，赵离职的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种原因：
   
    　 一是来自官方的高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这压力足以使知音集团望而生畏，而赵作为采编系列的领导，必将首当其冲沦为牺牲品；

   
   
    　 其二是资方的原因，作为一家因经营杂志而著称的传媒集团，知音在报业经营上似乎并不那么让人看好，而在短时间凭借投出的5000万吸引、聚集了一大批心怀新闻理想的新闻人，与知音文化、经营、风格上的磨合还需要一段时期的过渡，在新周报初创刊的这段时间内，细心人不难看出，无论从版面还是从内容上，新周报或多或少的隐藏着一些杂志的影子，这杂志与知音总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似点，新周报采编过程是否夹杂着知音集团的直接干预尚待确认，作为一家"资方老大"即使干预也是可以理解，但这是不是可以看作新周报内部摩擦的因子呢？
   
    　 三是赵本身的原因，如果说赵是因本身原因出走，这也未免牵强，作为一家公开叫板南方周末的新周报，我想赵世龙投奔知音应该不能认为仅仅是看上了那5000万的投资和主编的职位。一个屡挑黑帮，坚持多年，仍矢志不渝的硬汉记者，开初还踌躇满志，几个月不用就象一只垂头丧气的公鸡开溜，我想这应该不是赵的风格。显而易见，赵的出走用外力所迫的解释更为合理。
   
    　　那么，究竟是谁逼走了赵世龙？
   
    　 在中国社会转型时代，很多新闻工作者，往往都带着某种个人英雄主义和新闻理想主义的色彩，无论是以前的赵世龙，还是现在的赵主编，从新周报记者采访被扣，新周报屡屡嚗出反面报道可以看出，赵仍然还有几年前的影子。即使当赵从一名记者爬上了高层管理者的位子上，即使无论他戴上多少个面具，赵的特征仍然能在新周报的细微之处得以觅见。
   
    　　作为资方，知音杂志的成功笔者无可辩驳，内容暂不敢妄评，但经营上，知音还是比较成功。如今传媒的集团化运作使知音在重视采编的同时也不能轻视经营的问题，据笔者所知，新周报初创时的发行远远不能跟采编同步，这个问题与南方都市报创业初期攻占深圳区域的发行有着某种形式的相似，而新周报的广告，无论从每一期的广告量来看，（即使算上所有的广告都是有偿的），还是从新周报刊登广告的商户来看，新周报的初期运营即不能因广告与采编有效组合提升新周报的档次，更不足以填补投资的亏损，这也是办报投资周期的常识。因此新周报的初期运营不是很乐观。
   
    　 作为一家曾经以经营杂志为核心的知音集团能否有足够的心理来承受这个报业全新领域的压力，或者以成熟的报业运作阅历来接受这个现实，这对知音的决策层来讲不能说不是个考验。5000万资金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在运作新周报的过程中，知音集团面临的将不仅仅是来自运营的亏损、来自竞争者的攻击、来自嫉妒者的谩骂，而且知音面临的也将是所有中国具有新闻理想和社会责任感的报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意识形态、政治环境，还有一些不甚好说的利益集团。新周报，一个尚显稚嫰的小子，当他一出生，他就面临着被封杀，被停刊，主编出走的尴尬和困境，经此一劫，新周报还能走多远？
   
    而在此时赵的出走也将变得不难理解。
   
    　 在12月10日的晚上的近10：00，新周报的一个同仁给笔者发来一个大哭的头像，想必此时仍然滞留在武汉的新周报同仁们心中仍然一如寒冬的萧木一样萧瑟。
   
    　 新周报的张扬几乎尽人皆知，无论从稿件的选题，还是在网络上的炒作，新周报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而对新周报的评论，赞扬有之，批评建议有之，谩骂也有之。这纷纷扬扬的声音背后，隐藏的似乎并不复杂。笔者相信，这本不平静的一切，将随着新周报的停刊和赵的出走，将会再次掀起一场纷争。
   
    　　无可否认，倍受争议的新周报受到了弱者、所有需要被关注和被拯救的人们的欢迎，无论新周报是优秀还是拙劣，他们都对推动舆论监督的发展、社会民主与法制的进步贡献着一份积极的力量。无论今后的新周报存在还是灭亡，这段时期的新周人都将被人们所永久铭记。
   
    　　然而又是这么一群新闻人，他们穷困潦倒，他们四处流浪，支撑他们走下去的或许就是一腔正义的热血和理想，那么，当他们的青春被耗光，他们淋漓的热血挥洒怡尽，谁又来关注他们？
   
    　 如今，赵离开了新周报，从单纯的意义上讲，他离开的仅仅是一份报纸，但从深层意义上来讲，赵的出走不应也不该是那么的苍白。
   
    　　赵走了，他还能走多远？千千万万个赵世龙们还能走多远？
   
    　 祝愿赵世龙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