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各级官僚几十年如一日，轻视农民，压迫农民，剥夺农民。不管召开多少次党代会，不管下达多少一号文件，这种习性没有改变。三年自然灾害时，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百分之九十九是农民。今天，上访群众被截被打，绝大多数还是农民。为什么？我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农民手里没有土地。二是农民没有组织，三是农民好欺负。有鉴于此，农民的真理就有了：一是夺回土地，二是成立农会，三是驱逐贪官。
   
   为什么要夺回土地？答案很简单：地本来就是农民的地。只是在一党专制下，官僚集团从农民手里夺走了地，摇身一变，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地主。完全非法。人民公社垮了，但是，这个官僚地主还在，土地仍然没有物归原主。今天，农村要发展要小康，首先必须解决土地制度的问题。这不是土地的使用转让，也不是补偿多少，而是地权归属的问题。显而易见，庞大的贪官集团太贪心、太黑心了，千方百计把农民的土地据为己有，一块一块的卖，好实现可持续的贪污腐败。如此一来，保家护地的农民就成为官僚致富的拦路虎、绊脚石，必欲去之而后快。事实上，如果土地归官府所有，那么，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就不能不受官府的宰割，中世纪的农奴制不就是这样一种安排吗？有鉴于此，八亿农民的第一个真理就是夺回土地的所有权。
   
   农民的第二个真理是组织农会。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必然是软弱无能的。农民分散而不团结，必然被官僚各个击破。有鉴于此，农民必须通过有组织的力量来追求乡亲们的最大利益。一旦组织起来，就可以提出鲜明的政治要求，比如要求政府发放地契，一劳永逸地将土地分给农户。在此之前，农会不妨先印制一些临时地契，发给农户。总之，农民的土地归农民，不归官府，这是原则。官员无权超越土地的所有者而买卖土地。地方上的开发项目或出让土地，不是不可以，但是要以（临时）地契为准。大家把这个原则认真起来，贪官污吏就没戏唱了。

   
   此外，明确地权归属不但至关重要，而且非常紧迫。换句话说，农民不能等到土地被转让、房子被拆迁之后，才想到维权，那就太晚了，因为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土地维权的有效策略是进攻，叫做先下手为强。因之，农民要以各种手段、多种形式把地权收回来，达到既成事实，这样就主动了，可防患于未然。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未来土地私有化是大势所趋。农民不主动，贪官必主动。
   
   过去五年，全国掀起抢夺土地的新高潮，八官过海，各显神通。但是，当局显然低估了老百姓保卫家园的决心与勇气。大约两年前，官僚们在广东汕尾试点，牛刀小试，以铁腕与杀戮对付维权农民。事实证明，此路不通。今天，广东、广西、四川、湖南、湖北等地的农民纷纷起来抗争，越战越勇，而且运动之火在向全国范围扩散。事情就是这样的，保卫家园必须强硬。你强硬了贪官就会收敛，你强硬了政府就不敢开枪，你强硬了黑社会流氓就会躲得远远的。
   
   农民的第三个真理就是驱逐贪官。对那些劣迹昭著的乡镇官员一要清算，二要驱逐。许多村委会主任为什么如此腐败？为什么敢于公然贪污？很简单，他们后面有更腐败的乡镇长为他们撑腰打气。这些乡镇长是上面委派来的，充当上级领导的提款机。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从农民身上捞钱，岂能不乱收费？因之，组织起来的农民应该把反抗矛头直接指向这些腐败的乡镇长。一是不承认其权威，做到一分钱不交。二是赶他走，不让他坐稳位子。三是争取乡镇长直选，基层民主。惟有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乡村自治，农民才有和平的生活。否则的话，靠上面良心发现，那是不可能的。农民必须自己想办法，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
   
   历史就是这样讽刺：共产党靠农民流血打天下，但骨子里看不起农民，不把农民当回事。看一看老区农民的苦日子，难道不是很清楚吗？再看一看这个十七大，有没有为八亿农民说一句实话？办一件实事？胡锦涛把农民当成无数分散的、互不隶属的马铃薯，以为一袋一袋的装起来，就可以任意处置了。欺人太甚。所以，大家一定要觉悟了，与这个腐败的官僚特权集团彻底决裂。一句话，夺回土地，建立农会，驱逐贪官，这就是农民的真理。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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