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之际，国人沉浸在节日气氛，有十博士者，呼吁抵制圣诞节，读书人会说话，不言抵制，只说“慎对”圣诞节。但尽管如此，我认为还是煞了风景。其实，过节就是不慎重，节日的本意就是把平常不能放松的放松一下，把平日不能潇洒的潇洒一回，社会学叫做临时性打破禁忌，我说就是休息。如果这个不准，那个不对，那还过什么节呢？不如叫整军备战。中国已经有太多的政治正确，思想正确，道德正确，文化正确，实在不需要增加一个 “节日正确”，至于“八荣八耻”的八百种虚情假意，既然要过节，我看都可以放一放。
   
   但转而一想，我又十分同情这些读书人，认同他们所面临的压力。一是共产党强迫闭嘴的压力，中宣部强迫吃屎的压力。有鉴于此，如果他们对基督教与圣诞节还可以 “慎重对待”的话，那么，他们对共产党与中宣部就不能不“小心伺候”，甚至“低声下气 ”了。二是“西风”的压力。毛主席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明显是“西方强劲有颜面”，而“东风无力百花残”，斯文扫地，也就是国学斯文，大师扫地，如果不扫地，就要去做人贩子的勾当，或等而下之，做抬轿子吹喇叭的营生。三是商品大潮的压力，小生们实在顶不住啊，一旦富贵，难免不淫，一旦贫贱，不能不移。孟老夫子还说“威武不屈 ”，但中国的现实是，有权者“威”，有钱者“武”，有知有识者，只好“屈 ”了，中国就是这个烂体制。
   
   不过，上述这三个压力仅仅是现实的压力，还不是历史的压力，仅仅是空间的压力，还不是时间的压力。现实空间的挤压只能让人矮半个头，是个多与少的问题，但历史时间的挤压却可以让人化为虚有，是个有与无的问题。因此，中国读书人之所以过节闹心情沉重，紧张不团结，严肃不活泼，我看还要找第四个压力，这就是来自老祖宗的压力。换句话说，假如我们中国是一个非洲国家，既没有孔孟老庄，也没有先秦诸子，那么过节的事情就简单多了，得空点上一堆火，大家拿着树枝跳一跳，上对得起祖宗了，下对得起子孙，中间自己也快乐，管它圣诞不圣诞？但是，显而易见，中国的读书人没有这个福气，因为两千多年前，老祖宗把标准订下了，据说不低，但今天抱在怀里的却是个文化烂冬瓜，除了假大空骗，就是子虚乌有，上无颜对祖宗，下没脸向子孙，非无地自容也，乃无可容也。

   
   黄梅戏的唱词：“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夫妻双双把家回 ”，我认为可以作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的最低纲领，至于最高纲领，随便你怎么吹牛，我们无所谓。但作为初级阶段，树上的鸟儿先要能唱，先要会叫，假如树上的鸟儿都不叫，鸦鹊无声的，到哪里去“成双对”呢？十博士发出了声音，这是第一个可以肯定的地方。其次，树上的鸟儿向谁叫，向谁唱，也很重要。如果向手持弹弓的打鸟人叫，向等鸟肉下酒的捉鸟人唱，还不如不叫不唱。我基本上觉得，十博士是向国人呼吁，并没有唱支山歌给党听，或给等着下酒的胡锦涛听，这是第二个可肯定的地方。再者，十博士表示出对中国文化的关怀，有一份爱心，这是第三个可以肯定的地方。否则怎能做到“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呢？
   
   但是尽管如此，十博士离“夫妻双双把家回 ”的目标，仍然很远。所以三个肯定之后，我还有三个保留。首先，中国的文化家园被沙漠化了，树上的鸟儿无家可归，败家者不是外鬼，而是家贼，首先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跟圣诞老公公扯不上关系。因之，与其“慎对”圣诞节，不如“慎对”中宣部，与其警惕基督教，不如小心共产党。十博士搞错了对象，这是我的第一个保留。其次，中国的“集体无意识”，归根到底，是个体无意识，如果中国人的个体意识都很强，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而非强迫人云亦云，党云亦云，胡云亦云，谁能剥夺他们的集体有意识呢？因之，十博士搞错了因果关系，这是我的第二个保留。
   
   最后，在一个动物园前可以争取狗权、天安门前不能争取人权的国度，在争取“狗权 ”比争取“人权”更容易、更合法、更安全的国度，能有什么“文化的主体性”呢？我看充其量只能确立“狗文化的主体性”或“奴才文化的主体性”，我想这不是十博士的初衷。有鉴于此，次序是重要的，首先争取把人当人，先建立中国的“人的主体性”，以《联合国宪章》的最低标准计，一要有饭能吃，二要有话能说，然后我们再谈“文化的主体性”，自然顺理成章。话不能说，何谈文化？一国的奴才，哪来的主体？十博士好像乱了次序，这是我的第三个保留。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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