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是《物权法》过关。虽然它不是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但也是十三年怀胎一朝分娩，的确不容易啊。直至今天，它仍然让几人欢喜几人愁。然而，《物权法》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它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里程碑吗？我觉得这里面有水份。不错，马克思主义向来最重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认为产权结构是社会性质的基石。但中国的情况似乎没有那么简单。首先，马克思的经典理论没有“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其次，改革开放导致中国三种所有制并存：其一是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如目前庞大的军工联合体，其二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如温州模式与东南沿海的私人企业，其三是生产资料的权贵所有制。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所没有想到的正是这个“权贵所有制”。虽然马克思与恩格斯都注意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注意到东方专制的特殊性，但是无论如何没有料到，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腐朽的东方专制相结合，就产生了当前中国的“权贵所有制”。这不但在全世界没有先例，古今中外也没有可比性，中国特色说到底就是权贵特色，能出神入化。有鉴于此，假如马克思再世并研究中国现实，我想他大概会投一票给《物权法》。因为比较而言，在公有制、私有制以及权贵制之间，私有制算是最进步的了。在一个只有国家、没有法度的国度中，任何国家所有制都是假的，因为一切公产都可以化公为私。在一个只有官权、没有人权的国度，任何私产都是虚的，因为老百姓的私产都可以随时充公、中饱官囊。这种滥体制只有一个真理：权力高于一切。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一分为二：有权和无权。如果政治局集体学习请马克思上一课，我想他会说，今天中国的经济基础就是权贵所有制，而与此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就是“一党专制”。
   
   两相比较，私有制显然胜过权贵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皆是如此。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高估《物权法》的作用。因为，在官权独大的情况下，私有制即使是个好东西，也会走形变味的。中国的根本制度是一党专制，一是以政代法，二是以官代商，三是以权力统领一切。久而久之，一党专制成为一种制度文化，今天在胡锦涛的假大空之下，达到最高表现形式。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不但是非是混淆的，好坏也是颠倒的。外来的精华可能变成糟粕，外来的糟粕可能变成黄金。这个体制兼有“点金成石”与“点石成金”。如此一来，《物权法》的许多争论就显得文不对题。因为实在搞不清楚，你说的到底是物权还是官权，是保护老百姓还是保护权贵。

   
   有鉴于此，国内有些学者反对《物权法》，我并不一味否定，有人赞成《物权法》，也不能一味支持，关键要看你对“权贵制”是个什么说法。我甚至认为，公有制与私有制是个假问题，姓社姓资也是假争论，都是“横看称岭侧成峰”，中国的“庐山真面目”，第一是权贵，第二是权贵，第三还是权贵。权贵制是：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国家的是我的，百姓的也是我的。把握住这一点，其他的问题很容易说清楚。不把握这一点，中国的事情统统不清不楚，不明不白。更重要的是，把握这一点，改革开放就有了明确方向：必须优先解决政治权力的问题。比如，权贵问题理顺了，《物权法》的负面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一句话，根据中国的国情，人权第一，物权第二，这个顺序应该大致不差。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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