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遵信先生走了。

   对我们夫妇来说，失去的不仅是挚友，而且是亲人——我们的包包。

   知识界的朋友，无论老少，都愿意叫你“小老包”。1988年夏天，我的博士论文答辩，请王元化先生出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元化先生来北京主持答辩会，空闲的时间就让我陪他去见北京的友人。聊天中，每次谈起你，元化先生总是脱口而出：“那个小老包”。九十年代中期，我在上海见友人朱学勤，他谈起过你的上海之行，也是一口一个“小老包”；戴晴女士在悼念你的文章中说：“在朋友中间，多称他‘小老包’——不为身量瘦小，而为他的风格、他的做派：只知道做事，从不端架子；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摆谱’。”所以，戴晴女士献给你的是“小老包大包公” 的挽联。

   六四后，外在的限制让你居家的时间多了起来，大概是为了补偿自己给家人带来的痛苦，你自觉变成了“家庭主夫”，每晚都亲自下厨，为下班归来的妻子和儿女端出可口的饭菜。即便你晚上在外面有饭局，你也要先为家人准备好晚饭后再出门赴约。正如你的女儿包瑗在《祭父文》中所说：“爸爸，不管您以前在外面的形象多么风光，但我最最珍惜的还是你在家里做爸爸的日子。因为，这样的日子，是女儿第一次享受，让女儿感到无比幸福。然而，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十五年。”

   除了为家人尽力，你也负责照顾家里的小狗“泡泡”，每天都带着“泡泡”出外散步。我们聚餐时，你也总要提起“泡泡”，脸上洋溢着父亲般的微笑。记不清是那次的聚会上，大家谈兴颇高，相互大开玩笑，你不断提起“泡泡”，一脸幸福。刘霞拿你开玩笑，随口说出一段顺口溜。别的句子都忘记了，唯有“包包带着泡泡”一句记得清晰。当时，你听到这个没大没小的称呼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容灿烂，如同得到奖赏的孩子。此后，与你最亲近的朋友，开始叫你“包包”。

   “包包，我们爱你”，这是我和妻子送给你的挽联。

   包包，从你第一次发病到你的离去，是长达三年的死亡过程。

   2004年2月11号，你的脑出血第一次发作，急送协和医院，诊断为脑干大出血，陷于深度昏迷，无法自主呼吸，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后来又被切开喉管，生命垂危。医生告诉亲属，这样的病情，能活过来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即便过得了鬼门关，大脑也遭到重创，变成植物人的比例极高。

   但是，你这个身材矮小的“小老包”，体内蕴含着巨大的生之能量，经过紧急抢救和半个月的重症监护，奇迹出现了：你没有撒手人寰，也没有变成植物人，除了走路有些缓慢吃力、说话明显减少之外，你的思维和记忆依然正常。我和妻子去医院看你，你的笑容依然酣畅，记忆力没有衰退，还记得发病前我们约定的聚会，只是说话的语速大不如前。你说，从地狱过了一下，又出来了，就是不让我错过约定的聚会。刘霞说，那个聚会不会取消，直到包包出院。那天，唯一让我感到异样的是，你被割开的喉管还敞开着，上面盖着一块纱布，只要你高声说话或语速加快，纱布就会起伏。有时，纱布甚至会被涌向喉管的气流吹得飞起来。以前，我真的不知道，人的喉管被割开后，还能说话、大笑，还能活得乐观。

   两个多月的住院治疗，你的身体逐渐恢复。2004年4月22号，你从协和医院转到北京南城的一家康复中心——博爱医院，主要是为了恢复四肢的活动技能。经过一个多月的康复训练，你基本恢复了自主行动能力，6月11号回到家中。但是，脑干大出血的重创埋下祸根，随时可能再次发作，每次发作，生命的抵抗力就大幅度降低一次，很可能事不过三。

   果然，2007年9月3号，你的脑部再次淤血，第二次住进协和医院，虽然不像第一次那么严重，但现在想来，那是死亡向你发出的信号。我和妻子去医院看你。你躺在病床上，虽然精神不错，谈锋也健，但身体不听使唤，半个身子行动困难，医生说有偏瘫的可能。我看着医生给你按摩和针灸，主要是为了恢复肢体的活动功能。但不管医生怎么说，你依然乐观，说这次是轻微脑淤血，估计很快就能下地走路，半个月后就能出院。你说你特别想外孙哈哈，想得睡不着，恨不得马上出院，回家抱抱哈哈。所以，你一能下地走几步，就非要出院。10月22号，你对家人说，如果再不接你出院，你就一直坐在板凳上。家人拗不过你的犟脾气，只好接你回家。

   包包，你太自信了，丝毫没有察觉到死神之手悄悄伸出。你这次出院回家，谁也想不到，你在家里只睡了一个晚上。你想抱外孙哈哈，但已力不从心；你坐在沙发上，两次不可控制地滑到地上；晚上睡觉前，家人在你床边放好尿壶，再三叮嘱你千万不要自己上厕所。10月23日早6点多，你不听家人警告，自己下地上厕所，从厕所出来时，突然发病，栽倒在地，不省人事，四肢僵硬，已经没有了心跳和脉搏，急送到离家最近的方庄东方医院。医生说：恢复的希望极为渺茫，即便做开颅手术，也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不开颅挺不过今晚。

   为了这百分之一的希望，师母做出开颅的决定。我赶到医院时，你刚刚进了手术室。手术从下午三点持续到晚八点，整个手术过程中，你一直毫无知觉，开颅居然都没有麻醉。然而，奇迹没有再次出现。手术后，你仍然没有自主呼吸，没有血压，只靠仪器和药物维持的心跳，事实上已经死亡。

   10月27日，北京开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风降温，北风带着冷雨，刮面，刺骨。

   10月28日，虽然雨停了，但天气阴冷，整个北京雾蒙蒙。

   下午2点多，接到师母电话，说你恐怕挺不了多久。祖桦开车接我，直奔医院。我俩赶到医院时，显扬老师已经到了。

   我走进你的病房，站在你的病榻前，凝视弥留之际的你，眼部淤血，脸部变形，全不是我熟悉的包包。

   包包，以前，我自以为与你很近、很近，甚至把你视为亲人，但在你生前，我从未如此地接近你。我第一次伸手，颤抖着抚摸你的双脚和双手；第一次俯下身，与你脸贴脸；第一次把耳朵贴在你的胸前，试图感受你最后时刻的心跳。但你的手脚冰凉、面颊冰凉、胸口冰凉，身体已经没有了任何热度，脚趾和手指已经僵硬。

   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死亡是肉体生命的极限，是无法回避的未来。所以，死亡也变成人类精神必须面对的难题，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都非常关注死亡这一人类大限，甚至把死亡提升为生命的形而上学，以满足追求无限的人类精神。避死而生，固然是懦弱；但向死而生，也未必多么勇敢。无论是思想家们如何阐释死亡的意义，也无论死得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当死亡变得清晰且伸手可及之时，死亡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我真想对师母和医生说：拔掉那些插进你体内的管子吧，撤掉仅仅能够维持微弱心跳的药物和仪器吧。

   然而，当我和祖桦站在你病榻前，生命的奇迹似乎再次出现，监视仪器上的心跳指数突然上升，由20次上升到56次，早已没有的血压指数也突然出现，高压60，低压30。你的女儿包瑗说：“我爸肯定有感应，他知道你们就在他的身边守护着，正在拚尽最后的生命力。真是不可思议，你们来看他，说不定还能让我爸挺过今晚。现在也没什么事了，你们先回去吧！”

   难道奇迹会再次出现？难道这是真的吗？我相信，是真的！即便我面对冰冷僵硬的包包，我仍然不相信这就是死亡，而宁愿幻想你的皮肤充满活力。

   快到晚六点时，祖桦开车载我离开了医院。

   我俩刚刚走出不远，手机响了，熟悉的铃声变得刺耳，不祥之兆压迫着心脏，我的心紧缩一下。我马上接听，是师母的声音：“你们站在病床边上，老包好像起死回生了。你们刚走，老包也走了。六点正。”

   恰在此刻，下起小雨，凄冷的雨滴抽打着车窗。

   我的心绞痛，双眼湿了，用哽咽的声音向祖桦复述着师母的电话，我看到祖桦握着方向盘的双手在颤抖，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

   我哭着说：“为什么是我们刚走？为什么我们不呆在包包身边？”

   2007年10月28日晚6点，包包，你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你走了。天也哭。

   包包，我留不住你。我也是凡胎，抗拒不了疾病对生命的蚕食，化解不了精神抑郁对灵魂的腐蚀；纵使我与你的交情是炉火、是冬日阳光，也融化不了你内心深处那块冰，让你在心灵的寒冷中离去。

   我的耳边想起了某位诗人的诗句：这是终结，是来自荒野的救赎。

   八十年代，你致力于思想启蒙，在我研究生还没毕业的时候，你已经是八十年代初最有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了。在以呼唤改革开放为主潮的思想启蒙中，这套丛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冲击，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启蒙，用“振聋发聩”来形容也决不过分。虽然，我没有直接得到过你的指点，但我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受惠之一，给我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个主题：一是对西方现代观念的引进和推介；二是对中国传统的反省和批判，既有对传统帝制的直接批判，又有对49年之後的新传统的沉痛反省。所以，即便在没有见过你之前，也一直把你视为“启蒙之师”。

   包包，最初与你相识，源于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公共话题，但我们并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当时，我以激进的反传统姿态和主张全盘西化进入公共视野，我对新时期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对西方文化的高度赞赏，在文学界和文化界引发出热烈的争论。在中国文化书院的诸位导师中，大概只有你对我的反传统有基本认同。由此，我们最早在电话上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后来我去过你在新源里的家，面对面地讨论文化热中的反传统问题。即便在讨论中你我之间有某些局部的分歧，但彼此之间仍能保持理性争论和彼此尊重，特别是你的宽厚和谦逊，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

   与你接近，是在八九运动中。你是参与运动全过程的极少数著名知识分子之一。早在八九年三月，我还在美国，就知道你参与了知识界的签名活动；1989年4月26日，我从美国回来参与八九运动，也总能听到你的名字。“5•13大绝食”当晚，北大三角地帖出了知识界联名的大字报《我们不能再沉默了》，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声援绝食学生的大游行，你的名字赫然排在前面。5月14日晚，我在广场上看到你和戴晴、苏晓康、李泽厚等十二人前来斡旋，由戴晴宣读了你们的《紧急呼吁》，在充分肯定学生运动和学生组织的同时，也呼吁学生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5•17知识界大游行，我看见你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但我不同意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5•17宣言”，至今仍然认为那是策略上的重大失误。在运动前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和你的直接接触不多，因为我更多的时间在广场上，与绝食的学生们在一起。直到我离开广场参加了几次联席会议，我们才有了面对面的机会。在社科院政治学所开会，在中国文化书院平房开会，我们都为局势的演化和学生们如何收场而焦虑，直到6月2日我前往天安门广场绝食前，我们还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6•2绝食”开始后，冷清的广场又开始人头攒动，王军涛等人随之策划了接力绝食。按照计划，第一批接替我们绝食的三人中，就有你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