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共十七大临近，关于胡温政权能否启动政治改革的议论和猜测越来越多，左右两派也纷纷发言，试图对十七大决策产生影响。然而，这些这些议论和猜测，无论是善意的期待还是悲观的预测，都因过于关注十七大本身而显得过于短平快。在我看来，观察十七大的中共决策，离不开中共自身的不断蜕变，离不开改革以来的中共所表现出的不同于毛式极权的新特征。
   
   
   毛泽东时代是意识形态目标高于一切的时代，也是阶级斗争和化私为公的时代，彻底到灵魂深处也要爆发革命，彻底到个人被剥夺得一无所有。而当文革浩劫粉碎了共产乌托邦之后，中国逐渐进入了利益高于一切的时代，也是发展经济和化公为私的时代。

   
   
   在公共领域，中共维持政权的主要方式乞灵于经济高增长和利益收买，政治权力私有化支撑着经济上的权贵私有化，公权变成牟取私利的工具，党权、军权、政权、法权和媒体等公权力，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社会公益，统统变成特权集团牟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私具。在私人领域，自利意识觉醒到泛滥成灾，人欲解放为物欲横流，经济人理性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沦为不择手段的惟利是图，社会诚信的轮落到什么都可以造假的程度。
   
   
   这种变化的最醒目标志就是：中共由革命党变成了利益党，权贵集团对既得利益的专注代替了对公共利益的关切，利益至上代替了从政之德，权宜之计代替了政治理想。
   
   
   一 中共对外统治的新特征
   
   
   首先，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六四之后，虽然独裁依旧，但并不狂热，实用主义代替了理想主义，基于利益至上计算的技术统治代替了基于乌托邦狂热的政治动员。独裁理智对统治成本的计算越来越精细。对内“花钱买稳定”，毒化国人的灵魂；对外“花钱买友谊”，毒化世界文明的灵魂。
   
   
   第二，恶法治国的党权法制代替了无法无天的个人极权，一方面是天天高喊“依法治国”的口号，立法数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不断地对司法制度的局部性微调和规范执法者的行为，与西方国家展开法治对话；另一方面，政治控制越来越依靠频繁出台的恶法，除了《刑法》上的“颠覆罪”条款之外，为了控制民众上街而制定“游行示威集会法”，为了控制民间组织而制定“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为了操控言论而出台多项法律法规；其中，最大的恶法是为了镇压法轮功而制定“邪教法”，从而为六四后最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提供法律依据。
   
   
   第三，利益党的统治必然是极端机会主义的统治，机会主义又必然使今日中共独裁呈现出模糊多面的特征，混沌灰色代替了黑白分明，政策的不断调整代替了走极端的一条道跑到黑，官员的灵活多变代替了僵化的千人一面。除非遭遇非常时刻或由于过度的权力恐惧而作出疯狂的决策，否则的话，它已经极少采取公开化的运动方式，而是越来越黑箱化双面化。比如，在人权问题上，学会了与西方国家进行定期对话，学会了通过逼迫著名异己分子流亡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放其一条生路，以讨好国际主流社会和降低国际压力，又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对手，在国内民众中贬损了异己人士的道义形象，避免了制造具有道义感召力和国际知名度的民间英雄，使一些著名异见人士处在墙里开花墙外红的悖论之中，从而削弱了民间反对力量的社会凝聚力和动员力。执行镇压的警察们也不再一味蛮横而是为自己留有余地，不再用意识形态高调而是以人性化的饭碗理论来为4警察职业辩护，负责监管异见人士的警察们，总是以“交个朋友”的口吻开始谈话。它越来越采取隐蔽的曲折的甚至难以察觉的整肃手段，希望用各个击破的方式把民间挑战悄无声息地扼杀在摇篮里。
   
   
   二 中共对内控制的新特征
   
   
   首先，中共对权力的交接和分配的体制做了改革，使独裁统治具有一定的灵活弹性和纠错功能。邓小平汲取毛时代终生制的教训，率先提出定期退休的构想。在八十年代，中共建立顾问委员会，让老人帮退出一线，将胡耀邦和赵紫阳扶上前台，邓本人保持“垂枪听政”的太上皇地位，形成了邓、胡、赵共同开创的改革黄金时代。然而，胡耀邦和赵紫阳先后与老人帮及其极左派发生重大冲突，邓小平动用太上皇权力先后罢免了两位开明的总书记，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六四大屠杀。
   
   
   六四后，邓小平为了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权力交接危机，隔代钦定了中共第四代党魁胡锦涛，并通过自己的全退示范促成了定期权力交接制度的形成。1997年年初邓小平的死亡，标志着强人政治的终结和寡头政治的降临，定期权力交接制度也变成中共高层的主流共识。中共十六大的权力交接践行了邓小平预想的定期退休体制，使江朱到胡温的权力过渡得以平稳完成。
   
   
   第二，在权力关系上，寡头集团独裁代替了绝对个人独裁，各寡头之间的讨价还价的交易政治时代降临。政治局常委会不再是最高独裁者的自家密室，而是各寡头之间进行政治博弈的党国密室，密室内的讨价还价可以形成寡头之间的制约。当寡头们的集体决策代替了极权者的一言九鼎之后，当越来越多的技术官僚执掌大权之后，对统治成本的精打细算代替了不计成本的任意粗放，中共的决策必然要兼顾左中右的平衡，决策的执行也越来越灵活务实，尽量避免可能引发危机总爆发或可能带来全局性灾难的极端决策。
   
   
   第三，定期交接班机制使代际之间的互补互救得以实现。每一代接过最高权力的新权贵，即便不具有名垂千古的政治抱负和洞彻历史大势的政治远见，仅仅出于收买民心和巩固权力的需要，也会对前任执政的弊端作出某种权宜性的补救。“储君”在掌握最高权力之前，可以暗自观察和研究前任的统治方式，总结其利弊得失，为自己接掌权力后的调整作出准备，一旦入主中南海便可以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比如，胡温上台后，针对江朱时代的弊端作出一系列调整，抛弃优惠资本家的政策而提出面向底层的“亲民路线”；针对愈演愈烈的城乡两极分化而取消收容遣送和农业税；用科学发展观代替GDP崇拜的跛足发展；提出“创建和谐社会”来弥补社会裂痕的日益扩大……等等。如果中共目前的定期权力交接制度可以延续下去，每一次代际权力交接都会对前任的政策作出具有针对性的调整。
   
   
   中共的所有调整，无论是亲民还是反腐，也无论是和谐社会还是科学发展观，都不会超越维持一党独裁体制的底线，也大都沦为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作秀，并不能改变官权过强而民权过弱的独裁现状，也无法改变权贵阶层的贪得无厌且肆无忌惮，政治腐败和贫富差异也不会没有实质性缩小，弱势群体的悲惨处境也没有大幅度改善；然而，某些政策调整还是能收买到一部分民心，降低民众对现政权的不满。比如，取消收容遣送和农业税等等。
   
   
   第四，在官僚集团内部，跛足改革造就出大大小小的权贵利益集团，而党中央所代表的党权整体利益则越来越空壳化。具体而言，党国利益越来越部门化和地方化，最终落实为家族化和个人化，即利益分赃最终要量化到一个个具体的权贵家族及其个人。所以，权贵私有化浪潮汹涌澎湃，权贵利益变得越来越刚性，以至于，几乎没有一个官员是清白的、没有一分钱是干净的。
   
   
   随着大大小小利益集团的形成，官员们的从政激励，乌纱帽主义代替了理想主义，利益效忠代替了政治效忠；官场规则越来越向帝制时代回归，官员道德由“无私忘我”变成“利欲熏心”，效忠是为了利益，升官是为了发财，跑官买官卖官一条龙作业，以权谋私的腐败已经变成了通行于中共官场的潜规则。与此同时，反腐败也变成权力斗争的工具和控制官员的撒手锏，陈希同和陈良宇的倒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中共在后毛时代的自我调整，与改变一党独裁体制和跛足改革全然无关，仅仅是出于维护政权和权贵利益的权宜性考虑，但起码使中共高层的权力格局及其决策机制有所变化，变得比以前更灵活、更实用、更少主观臆断和铤而走险的极端性，应对社会危机的能力也有所加强。
   
   
   但这一切仅仅具有权宜性的维护现行统治之效，却无法为中国开出长治久安之新局。中共十七大之新，仅仅在于最高决策层中出现几张新面孔，而决不会在改革模式上有所创新，更不会有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之举，甚至连十三大开启的党政分开试验也不会进行。因为，任何涉及到政治制度的改革，都将威胁到政权和权贵的根本利益。
   
   
   2007年7月31 日于北京家中（《动向》2007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