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的中国，有专门负责言论管制的意识形态衙门，党有中宣部，政府有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它们对图书出版的例行管制措施，就是每逢岁末年初都要召开出版界的内部通风会。会议召集者是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参加者是全国各地的宣传部、出版署的官员，全国各大出版社和著名刊物的头头。会议要按照中共的“政治正确”来总结过去一年的出版工作，而每年的总结都少不了开出一份“禁书单”，由新闻出版总署分管出版发行的副署长来宣布。被点名的书籍，不得继续印刷发行；被点名的出版社，轻则检讨和罚款，重则撤职，再重关门。
   
   这几年，海内外知道的著名禁书就有：李佩甫的《羊的门》，王跃文的《国画》，岳建一编辑的丛书《中国知青备忘录》，卫慧的《上海宝贝》，吴思的《潜规则》，春桃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余世存的《非常道》，北岛的《失败之书》，徐晓的《半生为人》，等等。还有一些中共前高官的回忆录，根本无法在国内出版，只能拿到香港去出，如，《吴法宪回忆录》，老左派邓力群的《在中南海十二个春秋》等。三联书店杭州分销店2006年因盗版《在中南海十二个春秋》被吊销执照。
   

   可以说，禁书是中国体制的必然，绝大多数国人已经见怪不怪；出版社和作者虽有不满，但出于生存的需要，也大都保持沉默，自然不会引起舆论风波。然而，年年有禁书，今年却不同，著名作家章诒和女士的公开抗议打破了以往的普遍沉默。
   
   在今年的例行通风会上，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点了八本书，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章诒和女士的《伶人往事》也在其中。邬副署长还特别不点名地强调：“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
   
   章诒和女士得知自己的书再次被禁后，公开发表了《我的声明和态度》，对“因人废书”提出强烈的抗议：“这次，邬先生没有对《伶人往事》做出任何评价，却对我本人的个人权利进行了直接的侵害。我们的宪法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的‘因人废书’，直指我本人，直接剥夺我的出版权，而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与此同时，另一位禁书作者胡发云也起而维权。他给新闻出版总署写信，要求官权堂堂正正摆明禁书的理由，不要再搞偷偷摸摸的类似黑道打闷棍的禁书方式。遭禁作品《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的传主姚立法，已经将禁书寄给胡锦涛和温家宝并投书申诉。
   
   章诒和的声明一出，顿时引发知识界和网民的支持，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北京作家邵燕祥﹑北京学者陈小雅、浙江记者昝爱宗、北京学者余世存、北京律师浦志强等一大批人士纷纷公开发言，网络上关于禁书事件的点击率超过十万，上万网民发出跟帖，支持被禁作家的抗议和起诉新闻出版总署及邬书林。
   
   一禁就是八部，同一位作家连续三本书被禁，怪不得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先生在《支持章诒和，正告邬书林们》一文中，把邬书林等意识形态官员称为“精神刽子手”。然而，在我看来，这些意识形态官员，统统患上了合法性败血症，霸道是霸道，但因于法无据、与理相悖，只能霸道得浅薄而怯懦——理不直、气不壮。
   
   说他们浅薄，乃因他们的权力狂妄。面对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的现实，面对道义在民间和民间评价标准日益独立的时代，他们仍然故步自封，总以为自己大权在握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践踏基本人权的恶行就可以通行无阻，而被整肃的无权者只能忍气吞声。然而，他们恰恰被权力傲慢蒙住了双眼，看不到民间社会的巨大变化，还以为中国仍然停留知识人任由摆布的毛时代。他们在严重地高估了权力的威慑力的同时，也低估了知识分子捍卫个人自由的决心和勇气；他们在严重地高估了封杀效力的同时，也低估了互联网时代民意表达的难以封杀。
   
   说他们怯懦，源于禁书没有任何法律的道义的依据。所以，堂堂政府机构却不敢公开禁书，而只能玩弄幕后的黑箱操作，禁书令不敢拿到媒体上公开，只能以内部的通风会宣读、电话打招呼、口头传达的形式进行，还不许录音，不留文字，但必须牢记脑中；堂堂副署长邬书林训斥湖南文艺出版社时，居然不敢直呼“章诒和”的名字，而是用“这个人”来代替。多可怜的官僚，一面耍威风，一面说黑话，权再大，也是不敢见光的黑社会。所以，这个老大的执政党只能象地下党一样偷偷摸摸地干脏活。
   
   更怯懦的是，当这种黑社会式官权遭遇无权者的公开反抗，官僚们大都是缩头乌龟，从来不敢公开回应那些公开挑战官权的良知。去年的“冰点事件”，中宣部和团中央的官员不敢回应李大同和卢跃刚的公开挑战；今年的“禁书事件”，新闻出版总署及邬书林们也不敢正面回应章诒和的挑战。
   
   与官权的懦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章诒和女士却是无权者无畏，非要向邬书林讨个公开的说法。有权者的阴暗与无权者的阳光，可谓黑白分明。黑暗中的小官僚如同躲在阴影里的鬼魅，白昼中的个人如同阳光下的天使。1月24日，章诒和再次公开发言《我没有了退路——关于“声明”的说明》，要求邬书林公开回答：“一，您是否在会上点了我？二，您是否说了‘这个人的书不能出’这句话？三，无论是封杀我，还是封杀书，您能否启动法律程序通知我，我随时恭候。”
   
   从禁书事件中，我看到两种恐惧和一种勇气。一是多年来的大多数被禁作者的沉默，说明政治恐怖仍然让人心有余悸；二是当权者不敢公开回应无权者的挑战，说明了官权对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的畏惧；三是章诒和的公开反抗与民意对章的公开支持，说明官权的整肃不再具有杀一儆百的威慑效应。
   
   一句话，自六四以来，北京政权就患上了道义合法性败血症，穷的只剩下蛮横的权力，也只能喂养一群干脏活、怕见光的官僚，除了谎言，再无其它资本为自身辩护。若不是患上这种败血症，领导着一个正在崛起堂堂的大国的老大执政党，何以处处表现出草木皆兵的恐惧和虚弱，以至于，恐惧到禁书、封网、整肃冰点、把盲人维权者陈光诚投入监狱；虚弱到满口谎言、不敢正面回应一支笔的挑战。
   
   现在的中国，民间的饭碗来自市场而非官赐，知识分子的信誉来自民间而非册封。所以，官权在变，变得越来越越缺乏道义自信，虽然恐怖政治依旧，但残暴性和威慑力都在不断下降；民间在变，反抗官权的勇气在不断提升，虽然恐惧仍如魔影四处游荡，但敢于冲破魔影的反抗者也越来越多，他们愿意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利而付出代价，致使官权通吃的时代一去不返。
   
   2007年1月26日于北京家中（BBC2007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