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绝腐败并不难：公开各级官员的收入和财产，并对其及亲属实施监控，同时赋予媒体和民间的监督权利。

   2006年中国官员贪渎记录跟经济高速增长比翼齐飞。这个东方国家巨大的两翼，一端膨胀着“大国崛起”对宪政民主、人权、私有财产保护视而不见的虚伪，一端呈现着麻木中国人视觉神经的官员贪渎记录、频率和普遍性的触目惊心。这一年，是大国崛起再次觉醒的一年，也是贪官最为猖狂的一年。中共忠实地在应验“黄宗羲定律”的预言，着实在“三个代表”的反面渐行渐近。制度腐败是中共永难根治的执政难题。

   2006年，系列贪腐大案被有限度揭开，从地方诸侯到中央部委高官、军方要员，陈良宇的查处更提升到中共权力核心政治局的层面。这些重量级贪官包括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前北京市副市长陈志华，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邱小华，前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金宝，前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前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这仅是媒体曝光的高级别贪官，大量中小贪官，经过“党内处分”、调遣、降职等处理，仍然显山露水的不在少数。民间社会和单位人议论“父母官”和上司敛财之道的小道消息，一般都很真实。按照当局一贯的遮丑心态，不到不抓不足以平民愤的程度，当局断不会对自己的官员下重手制裁。这其实是当局糊弄百姓的表面做法，实际上害怕贪官坐大，在政权序列内部形成反面示范效应，危及中共的政权统治。

   贪腐官员的共同特征有三：一贪财；二贪女人；三贪权位；四渎职。前三者不需要赘述。贪腐本身就是渎职的一种表现。行政官员的权力来源于纳税人的间接委任，中国官员虽然是由上级“一把手”任命的，但在本质上都是由纳税人供养的。老百姓无权经由选票罢免中央、省、市、县各级首脑，唯有通过艰难地集体上访、举报、投诉等展开维权行为，他们间接实施权力归民这一朴素的真理。所以，依法追究官员贪腐罪责的同时，还应该以渎职罪名加重刑罚。

   中共官员政治待遇涵盖了个人收入、职位福利、家族部下受惠的最大化，公家（实际上是纳税人）几乎包办了高级官员及其亲属衣食住行、旅行考察、度假休闲全部的支出。为什么这些贪官仍然疯狂贪婪成千万上亿元人民币，一波接一波突破贪污记录？为什么贪官一个接一个不怕杀头前赴后继？为什么当局各级纪委、反贪局、监察部都挂牌营业却奈何不了贪官？原因在于制度腐败为贪官扎稳了心理底线。一则一党独大，党派制衡和民间监督缺席，各级官员只要经营好地域和上级官场，中共权力序列的独大性、封闭性和不透明，为他们编制了密不透风的保护网；二则当局对政治、经济、资源、市场的寡头式全面垄断，这为“官商一体”造就了近乎完美的客观条件，进而为官员权力寻租提供了最便捷、最隐秘、最无风险的敛财途径；三则国门开放，贪官轻易可以洗掉黑钱，一旦嗅出危险到来，很容易外逃寻求庇护。因为贪污受贿的风险小、成本低，所以，各行各业出现腐败，大官小官齐贪污，一点都不奇怪。

   正所谓“成也专制，败也专制。”、“成也腐败，败也腐败。”

   制度腐败还在于专制制度天然不能克服自身的制度弊端。专制制度靠政变或暴力夺得政权，其目的无非是实现某个政党或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其最终必然发展为对其领袖的个人崇拜和神化。不管它最初打着什么口号、信仰实施民众动员，一旦夺得国家政权，最早被抛弃、被清算、被屠杀的对象，绝对就是被它曾经愚弄和利用的民众阶层。只要稍微了解苏共、中共、越共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家史，都不难得出这个血淋淋的结论。专制制度本质上是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权、反自由的，所以，威权恐怖统治必然成为其维持社会稳定的不二法宝，否则民间的正义诉求，会制造强烈的民意反弹和社会民主运动。

   专制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当然非常明白其中的玄机：没有一个领袖能够万岁，没有一个执政党能够万岁，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万岁。如前所分析的专制官员占据了各种优势资源，并且官职越靠近中央享受的权势越充分、全面，而与此配套的则是民间监督权利被剥夺，多党制衡被虚置。所以，制度为大小官员肆无忌惮贪财、滥情设计了最佳的温床，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专制为贪腐提供了制度庇护。因此，中国大陆贪渎官员集体将人类的贪利和情欲本能，一再刷新和维持在全球冠军水准；同时，贪官靠谎言织造个人“良好”的社会口碑、形象和地位，通吃国家主流舆论和宣传；并且，贪官在客观上忠诚地拥抱专制制度，在这个制度的机体上发挥了螺丝钉作用。

   去年年末以来，中共从北京陆续空降纪委书记在直辖市和主要省区任职，其他省区纪委书记实行轮换。纪委的权力得到了法律意义之外的强化。纪委，不能不说这是“符合中共国情”的一大制度创新。纪委全称为“纪律检查委员会”，最高级别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委名称尽管似是而非，但是权力愈来愈巨大。民间流传这样一个段子：“（贪官）不怕公（安）检（察院）法（院），就怕纪委上门来。”一旦官员被纪委客气、仁慈地“双规”，政治生命一定完结。或坐牢或被杀头，跟他（她）贪污受贿的金钱数量（跟包二奶、包二爷的数量没有关系）一般是成正比的。让小小的纪委监控数千万政府官员，无异于杯水车薪。新闻监督和民间监督才是唯一正途。

   在纪委惩处贪官的纪录上，中共似乎显得很公正。为什么呢？大小贪官危及到了中共的执政基础，不下重手，政权可能崩溃。有大陆学者评估，中共官员贪腐比例高达95%。也就是说，现在的“清官”比大熊猫还要珍贵。贪官层出不穷，无所不在，民众已现麻木。一方面人人痛恨贪官，而一旦自身利益需要经由行贿才能实现，没有人不趋之若鹜。在中国社会，贪腐具有极大的传染性、感染力和合理性。官场潜规则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民间文化，而官场汇集了中国人对于个人成功的最高诠释。中国人有贪腐和好色的历史基因。而当代经济起飞，潜在的恶欲得到毫无底线的释放。

   如果不是危及到政权，顾忌民愤，贪官越多，惠及的亲属、朋友、部下就越多，构成一定数量的既得利益群体，既得利益群体组成中国特色的中上阶层，岂不有利于政权稳定。但是，由官员惠顾的中上阶层，与数量更为庞大的民间自由经济市场崛起的中上阶层，大有不同。前者占据政治话语权，而后者在政治上失语。所以说中国发展是由跛足改革推进的，财富流进了权贵和资本家腰包，人民只享有经济自由，而政治自由被剥夺，这不是一个健康社会赋予改革的全部命题。

   这样活生生的国家级试验，就发生在当代世界。1970年代，自由经济大师佛里德曼等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在智利皮诺切特军政权时期，尝试进行经济优先发展然后为政治自由提供条件的社会改革，最终，这一美妙的经济试验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接下来的政治自由被独裁者无情的粉碎。同样在中国大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城市平民等弱势群体，不但没有因为社会的财富积累而享受到应有的政府福利和救助，相反，却因为教育、医疗、农村土地出卖、城市拆迁、户籍歧视，让他们陷入另外一种贫穷。

   其实，根绝腐败说难不难，只要把各级官员的个人收入、财产公开、透明，并对其直系亲属财产实施监控，同时赋予媒体和民间的监督权利，看哪个官员还敢、还能受贿、贪污。台湾百万“红衫军团”走上街头，理性、依法对陈水扁及其执政团体、亲属施压，呼吁公开执政首脑所有财务。在各派政治势力、司法机构合力之下，台湾政局并没有出现动荡，终于将陈的女婿和陈妻送上法庭，阿扁身为总统，靠司法豁免权才逃过被拉上法庭。对中共而言，台湾不仅仅只有“一个中国”的主权意义，更多的拥有民主制度的示范作用。

   2007年1月１5日

   《人与人权》（www.renyurenquan.org ），200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