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任何一个消失的生命，都应该抱有同情或怜悯，哪怕是一个罪大恶极者。一个生命既然来到这个世界，总是万分幸运的。我一直在想，有那么多先天残疾者，还有夭折者，自己能够身体健全，啼哭着见证降生那一刻的黎明或黑夜、襁褓中的春夏秋冬，一直到今天，已经是足够幸运的了。感谢父母，感谢造物主，感谢命运赐予的一切。

   当然，每个人都有处决自己生命的自由权利，外人除了对具体一个生命权表达尊重之外，至于死的方式，都不足道也。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一个人的死亡，往往被定义了对他（她)的终极评价。歌颂死亡，总是不人道的，哪怕是对一个有权利自杀者。所做的，是用爱超度每一个亡灵。

   对于任何自杀者，我都看不到反抗的积极意义。那些将某些人的自杀，诠释为不同流合污，甚或抗拒社会黑暗，都是自说自话，是拿别的人死概叹自己的生，免不了意淫的伤感。人大教授余虹跃楼而下，他的死亡方式跟一个讨薪民工或罪犯的自杀，没有任何本质区别。要说有区别，也只是身份的不同。最近看到几篇追忆和评价余虹先生的文章，显然将他的自杀夸大了。自杀没有任何美学价值，以自杀赎换生命尊严，值得吗？对于一个成年人，自杀总是丑陋的、懦弱的、失败的，虽然死是每个人的权利。对余虹不伤害他人的自杀，我保持足够的尊重。

   余虹50年的生命履历，既有同龄人普遍遭逢的磨难，也有同龄人中少数者的幸运。当过工人，博士学历，曾在广州、海南、上海和北京高校做教授，出版几部专著。据余虹的同事和朋友披露，余虹生活优渥，曾深陷感情困境和胃病折磨。如果他自杀是因为这两个原因，除了说他脆弱，表示同情之外，又能说什么呢。而另外一种评价，余虹颇有才情，待人和善，处世低调，似乎是一个与世无争的隐逸之士。中国文化从来不吝啬对逃离俗世、隐逸山水的士人的溢美，将归隐田园的士人与官府的不合作视为人格上的高贵气节；百年前新文化运动标立着中国文人所能达到批判社会的最高标尺，至今知识分子群体未能超越；当代知识分子一直卑微地忍受着专制意识形态对他们的人格肆无忌惮的阉割和对独立精神的苛酷禁锢。在这样深重荒谬的背景下，知识和科学不再是寻找真理的工具，而一味地堕落为市场化社会谋取个人功利的武器。一方面中国文人对权力官位和社会身份汲汲于怀，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对此不屑一顾的超脱。这是非常伪善的，也是非常致命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不甘于被边缘化，边缘化不能成为他们存在的自觉。假如有一天，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明晰自己社会边缘化的角色定位，余虹的自杀悲剧或许能够得以消失。爱德华•W•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显得比较实在和准确：社会批判者，对权势说不的人，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者，边缘人，社会良心。西方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去精英化、专业化和学术化，跟中国按照学历、身份、职业、学术地位的定义显然不同。中国自由网络地不断拓宽，知识分子趋向民间和草根，更符合大众口味和社会呼唤。那么，按照这个逻辑，作为社会批判者、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才能呈现一种本真状态。他们的责任是为社会预警和为执政者挑刺。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围着权力体制打转的，要么靠科举功名侧身体制内，要么投靠政治成为体制主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激进主义（或者说文化革命），最后都演化为剧烈的政治激进主义，乃至社会动荡。全在于体制对知识分子意味着双重含义：既是一种资源共享的表达舞台，也是安身立命的生存要素供体。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俨然左右了社会变革的走向，但总逃不过为奴的角色。

   在西方，知识分子大多存在于大学、研究机构和媒体，以及各专业领域，少有在政府部门任职的。而中国却大为不同。自从中共1949年夺得政权之后，大学、研究机构和媒体，都被政府霸占，成为政府行政序列的一部分。在这样本来应该保留自由氛围和独立精神的地方，一切被演变为政治服务。自由消失了，独立被禁锢了，他们都被动地成为披着知识分子外套的政治人。严格地讲，中国没有独立知识分子。近30年比资本主义市场化还要放肆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至少为他们不假于体制政治而生存，提供了可能，但这不足以吸引他们选择自觉进入市场化的社会。需要承认，中国的市场化社会仍然被专制体制牢牢控驭，这样的市场化是变态的、跛足的，仍然是一个一元社会，绝缘于人类普世价值。如果说今天中国存在一个民间社会，那也是经济意义上的，而非完全对应于政治的。所以，自觉进入民间的知识分子是非常稀少的。余虹的悲剧性也正在于此。

   我对余虹先生的自杀更多读到的是一种懦弱，是游离在对现实社会关怀疏远的信念幻灭，如果他是一个有信念者的话。强大社会的功利现实压垮了他的精神，他无力为他的精神信念找到存在的依据，更无法寻找到抒发的出口。在今天强大精确严密的社会机器面前，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孤独感，而这种孤独感源自于个体的多余性和焦虑症。这是这个制度下现代人的通病。无论是一个村氓野夫，抑或一个文人学者，都不得幸免。

   余虹自杀的唯一意义在于，揭示了这个国度不适合好人生长，解答了一个跟社会不合作者的悲剧性命题，只证明他不敢反抗，不能反抗，或者不愿反抗。呈现出的深层问题是，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知识学养，赋予了他丰富高远的精神世界，而世俗经验又封堵住他的口，他在世俗经验面前缴械投降。然而，他选择了用生命跟这个肮脏卑鄙的社会妥协，突破了妥协的底线，也丝毫不具有英雄色彩，代价委实太大。余虹自杀的悲剧性还在于不是由他个人完全承担，而是将悲情传染给了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以致这个浮躁的社会。

   “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这不是宿命，是可以改变的 ；“象一个人那样活着”需要挣脱的信仰力量和反抗的勇气。余虹既不甘心屈从前者的浸染，又对后者满怀虔诚和期望。至少他不是在行尸走肉地活着，而是在微弱地找寻精神出口。余虹的自杀是诚实的，但只解脱了他一个人，不能拯救一批犬儒知识人，更不会被民间理解。我不得不说，在中国今天这个自由、诚信和正义极度缺乏的社会，余虹先生的自杀是廉价的；在一个恶浊的世界，活着的勇气总高于自杀的姿态，我为余虹先生惋惜。

   2007年12月20日

   原载《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