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毙贪官郑筱萸，老百姓举双手双脚赞同。即使枪毙10次，我都高兴。此文不是替贪官辩护。让我感到恐惧的是司法背后程序的空白。贪官也有享受公正判决的权利。

   贪官的审判程序照样有“中国特色”，贪官抓捕和审判，几乎都是纪委在行动，司法机构基本被架空。只有在审判的时候，人们看到是在法庭审理。纪委“双规”，贪官不知道被关在哪里的宾馆，但很少关押在看守所。贪官级别不同，介入的纪委级别也不同。中纪委一般查处那些省部级贪官，以此类推，纪委总高于贪官职务一个级别。

   贪官固然可恶，当受惩罚。他们装进腰包的巨额财物，那可是民脂民膏，纳税人的银子。贪官猖獗，只让老百姓认为，当官不贪那还叫官吗的程度，难怪民间名言说的好：为人民服务，已被官员发挥为“为人民币服务”；贪官嚣张，似乎当官不贪，对不起“部长、省长、市长、局长、书记、乡长、支书……”的称呼，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祖宗，难怪北京一女贪官在法庭上理直气壮质问法官：我拿的钱送女儿到国外留学，那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怎么是贪污？

   媒体报道郑筱萸贪污600多万元，就被打靶。一些贪污1000万以上的官员，判个无期徒刑，留下了性命。法律只认证据，给贪官量刑，直接证据当然是财物数额。至于“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巨大”，危害的认定标准是什么？是无法量化的。这就是我庸人自扰的地方。

   中国法律不是判例法，定罪的弹性空间非常巨大，这是法律传俗。认罪态度，是对一般刑事犯定罪的关键依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贪官没有多大作用。贪官贪污的成本太低廉，侥幸心理自然非常强烈，关系网、保护伞异于常人，要他们坦白，容易吗。几乎都是被举报、牵连出来的。最近，国家通告的贪官30天自首期限已到期，不知道有多少贪官自首。这个数字恐怕也是国家秘密，不会公开发布的。政府是否也搞个官员包二奶一个月自首期限，到期不自首，加重处罚。

   行政干预司法，或者说司法行政化，是我庸人自扰的第二个地方。贪污是犯罪，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也不会容忍，只是制度设计和媒体监督，不会让贪官贪污的时间和金额，动辄数年、千万之巨。郑筱萸之所以被打靶，“社会危害巨大”是主因。危害的认定权力，在官方而非民间，司法便缺席了，司法便有被乱用的危险。行政干预司法，还表现在对政治犯的判决上。随意性和扩大化倾向非常明显。行政干预司法，本身也成为一种危害。这种危害甚至比贪官造成的危害，更为可怕。它直接摧毁了人们对法律“三公”的信仰。

   或者说法律只成为处罚无权无势者的工具，柔性道德不可能制约人们的言行，那么，导致的后果就是，社会完全按照潜规则运行，普通人用金钱打通各个关节。中国人怕上法院打官司。一旦触犯刑律，首先想到的是司法系统的熟人关系网，然后用金钱攻关。

   得以记者职业关系，我曾面对面采访过三个贪官。第一个是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1999年，胡参加江西省在深圳富临酒店举办的招商会。会后招待媒体记者，我与胡坐在一桌。记得胡穿一套深色西装，脑壳蹦亮，身材矮小，口才很好。不久，胡因受贿544万元被捕。官方陆续公开的消息说，胡在昆明参加完世博会江西团发布会之后，私自跑去广州约会情妇，顺便参加了深圳招商会。那段时间，连他的秘书都不知道他的行踪。中纪委四处寻找他，几处赴空。如若不是胡长清被抓，在我心目中会一直保留“我党”好公仆的美好印象呢。2000年3月8日，“政治流氓”胡长清在南昌被枪毙。

   第二个贪官是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王巨，他主管深圳国土开发、城建等很肥的行业。2000年，为深圳CBD专题，我采访了他一次。现在只记得他是当年开拓不毛之地深圳特区的三个工程兵团出身，没有留下过多印象。受贿罪被判刑。

   第三个贪官是国营深圳振业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杜海成，陕西人，也是工程兵出身。因为该公司开发的一个地产项目，我采访了他。记得当时他提出了一个“地产证券化”时髦概念，听得我一楞一楞的，事后查资料才闹明白。后因受贿罪判刑。

   贪官的受贿、贪污行为，隐藏性高，手段没有那么残暴。贪官子子孙孙无穷尽，让大众麻木了。当官是主业，贪污受贿业余时间就搞定了，很容易蒙蔽社会。要说贪官对社会的危害性，跟杀人犯没有多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