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香港会展中心。曾荫权就任第三届香港特首，曾举起右手向国家主席胡锦涛宣誓：“本人曾荫权谨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遵守法律，廉洁奉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

   曾荫权的誓词满含玄机。在最后一句誓词中，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前者是政府，后者是行政区，并不是对等概念。笔者理解，曾荫权对整个中国国家而言，他只对中共负责，而对香港而言他愿意为香港人民负责。这合乎他被任命的身分。但是，曾荫权的真实意愿，究竟是本意表达还是借后者暗示自己的立场，很难解读清楚，恐怕只有他自己明白。在这个社会自由、法治昌明的“自由飞地”，特首权力的正当性源自中共任命，如果追根溯源，中共权力无正当性来源，那么特首的权力就显得可疑；特首权力的合法性来自香港基本法，而基本法有许多瑕疵。因此，香港特首的角色很尴尬，权力正当性和合法性双重缺失，他相当于中共就地任命的一个省长，当特首难免心虚。

   香港基本法的定位是“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没错。特首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基本法，先暂且不论香港基本法的缺陷。基本法规定：特首由香港社会38个界别的800名代表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每个特首任职不能超过两届（每届5年）。但是，基本法剥夺了香港人的普选权利。可见，特首权力有“合法性”而无正当性。香港社会的自由和法治，举世公认，但是，在全民普选没有落实前，还不能说香港就是一个民主社会。尚需要中立军队和独立外交等制度配套。香港回归前，是一个 “香蕉”社会。外皮是黄色种族的文化特色，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司法和新闻自由，基本上是按照英国的制度方式运作的。无论是殖民地的港督，还是回归后的特首，都是由政府任命的。香港人始终没能选举一个首领并托付其管理香港，这不能不说是香港的宿命。

   香港（包括澳门）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怪诞、奇特的社会，她施行的即不是民主制度，也不是共产专制制度，更不是民主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三种制度的混合体。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从制度层面可以跟她们比拟的。尽管香港呈现给世界的面目模糊不清，但是，社会和个人却葆有充分的自由。她的怪诞在于：自由对政治的命名是无能和无力的。其反面的担忧在于：香港的自由能否长久？我的出发点是，只有制度保障的自由才是长久和全面的。对民主制度一个普遍的看法是：民主是手段，自由是目的。当然，自由可以促使民主的完善，但是，假如没有民主制度的基本架构，那么，自由诉求的效果就显得非常可疑。香港的自由——民主单向度倒置，不是能用政治制度学解释通的。

   香港的现实困扰在于：在一个围栏里放养的老虎，尽管围栏的面积足够的广袤，野生食物和水源足够的丰富，毕竟围栏是存在的，终究有一天老虎会发现，围栏妨碍了它驰骋的自由。围栏造成的心理阴影是无法抹杀的，不能回避也不能视为无物。是选择圈养获得局部自由，还是冲破围栏掌握自己的命运。今天和未来的香港，都不能回避和要破解这个难题。

   必须清楚，今日香港的自由，是在原有的西方制度惯性下运行。香港的繁荣，我们宁可相信是旧制度的结果，不可全赖中共在亚洲金融危机和萨斯暴虐的几次临时救急。香港未来是走向内地化，特区不特，还是走向全民普选，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民主飞地”。回归仅仅10年，下结论还太早。

   一个香港人对于回归前后的香港，有一个美妙的比喻，这或许表明了香港人的普遍心理困窘。殖民地背景的香港是香港人的“一夜情”，那里有言论自由，清廉政府，完善法制，反对党，独立司法和自由经济。 “一夜情”难免要揣度家中“黄脸婆”的心思，但是长久守在“黄脸婆”身边，心有不甘。自由的核心是自决。香港不能将自身的利益托付给一个自己选举的首领来管理，终归前景堪忧。香港政治与自由对立明显，造就了矛盾的香港人。一方面难以认同大陆的专制，一方面割舍不掉与大陆的脐带关系。他们始终难以找到身分认同和心理归属。但是，现实香港的存在，至少给予了中国大陆在同一片天空下看得见的自由。

   中国，中国人，真该为香港曾经遭逢的“一夜情”庆幸。

   2007年7月2日

   《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