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黑窑工和黑矿工大量浮出水面，是受难者家属苦苦努力的结果。在家属漫长地寻找、碰壁、冷落过程中，地方政府始终置之不理，甚至沆瀣一气。不能因为中央过问，当地政府就可以“将功补过”。道歉和补偿不能替代政府的不作为。这是两个法律问题。

   發表時間：6/24/2007

   黑砖窑曝光以后，政府高层反应还算敏捷。向受害者道歉、补偿，相关部门人员遭逮捕。这些值得高兴吗？我觉得未必。

   黑窑工和黑矿工大量浮出水面，是受难者家属苦苦努力的结果。在家属漫长地寻找、碰壁、冷落过程中，地方政府始终置之不理，甚至沆瀣一气。不能因为中央过问，当地政府就可以“将功补过”。道歉和补偿不能替代政府的不作为。这是两个法律问题。

   受难者家属应该集体起诉洪洞县政府，寻求社会公义和国家赔偿，同时让政府人员不作为受到司法惩罚，才有望推动制度层面的进步，否则，悲剧仍然会重演。在这个社会，幸运的秋菊还是很少，能靠政府给他们一个说法吗？

   将黑窑工事件定性为劳动用工问题，这是极大的误区。避实就虚。归根结底，它是农民工权利缺位的结果。而农民工的权利得到保障，必须依靠制度安排来解决。农民当然具有分享30年经济改革财富的权利。

   中国农民人口巨大，但是从古到今，执政者从来没有很好解决他们的生存境遇难题。今天，占有绝对数量的农业人口是最为庞大的弱势群体，这样的社会太不正常，风险巨大。

   最为稳定和谐的社会，不是政府高调表白就能出现的，而是社会结构的中间层要由大多数人口阶层自然演进而成。即西方所谓的橄榄型社会——富人和穷人是少数。社会财富由居于中间阶层的大多数人占有，他们自然拥护政府，这样的社会自然稳定。中国社会是典型的葫芦型社会——富人是少数，穷人占绝大多数。改革成果被少数人占有，农民几乎没有分享到改革带来的财富。

   问题出在哪里？首在制度安排。农民被制度排斥在分享社会财富的序列之外，即农民不能享受到国民待遇。相反，农民付出的成本非常巨大——农民入城，没有城市人的社会福利（各类社会福利保险），子女上学要交纳高昂学费；农民子弟上大学，没有优惠。本来起点不均等，而在收费上却是一条杠。农民被这个社会双重盘剥。

   黑窑工为什么都是农民子弟，不见一个城市人？一对一的农民和市民，不见得谁比谁穷。区别在于：最贫穷的市民能够获得政府低保，可以维持他们的最低生存水准，最穷的农民却没有低保。二者再加上见识、文化和人际关系上的差别等因素。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农民必须付出巨大的不可预见的风险和个人成本，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市民则不然。因此，市民不会被掳入黑砖窑和黑矿窑。

   当然，黑砖窑和黑矿井的存在、繁衍，跟政府管制不力，甚至故意纵容是看得见的原因。

   农民的国民待遇首先在于打破户籍壁垒，城乡一体都能享受社会福利（各地标准不同）；其次，加大农业补贴（现在每亩地每年补贴仅有10多元）；加大农村教育投资，政府免费培训农民。这样农民才有加入社会竞争的可能。否则，农民永远是农民。农民的儿子永远是农民。机会不均等势必造成结果的不平等。因为出生地造成的等级制度必须打破。

   每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也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地。贫穷无罪。贫穷也不是必然要遭受拐卖、虐待、死亡的借口。有罪的是制度。权利要靠自己捍卫。

   2007年6月23日

   《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