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影片《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又译《他人的生活》、《别样人生》），囊括2006年度奥斯卡最佳影片、导演、制作、男主角、男配角、剧本、摄影七项大奖。与其说评委看重的是题材的历史“真实感”，不如说符合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影片的背景是1984年，东西方冷战下的社会主义阵营民主德国西柏林，一对作家演员夫妇被秘密警察长达5年监听下的“私生活”。里面纠结着麻木、出卖、良知、丑陋和宽容。

   东德安全局高级特工魏斯乐被上级安排监听剧作家德瑞曼和他的演员妻子克丽斯塔，试图找到德瑞曼叛国的“污点”证据。德瑞曼是个典型的体制内作家。爱国，不反党，享有盛名，与党的最高领导都有交情。所编的剧本演出时，总是冠盖满京华的待遇。文人朋友中，有愤懑的不合作者被禁止出境，他不作声。有批判当局者被监视、被孤立、被“灭音”，他同情，但不行动。这样被党所爱，他也自信自己不在被国家监控的名单内。魏斯乐对待犯人残酷，监听技巧娴熟，这是一个像石头一样冷酷的老特工，但为了满足自己的窥视欲和占有欲，不乏人性的一面。他自始至终都不高尚，但也不卑劣。他对监听工作尽职尽责，几乎没有留给自己私人空间。

   在威权制度下，可怕的制度消灭了良知的生存空间，有理由怀疑善和美的教化能量。作家的演员妻子惊人的美貌，早已烙印在特工内心。以前没有机会接近，当作家和妻子成为他的监听猎物时，先是勾起了他的窥视欲，那是一个猎人对将倒在枪口下、却不被发现的猎物那种好奇心和满足感。当他在摄像头里发现文化部长用车子送女演员回家，特工的满足感被打碎了。他于是近乎恶作剧地在监听室接通了作家家的门铃，让作家看到自己的妻子被大人物送回家的场景。在特工们潜入作家家里安装窃听器时，门铃早被故意切断。作家奔下楼开门时，果然看到了车子和惊慌的妻子。

   特工终于明白过来，这个被他在心里窥探和占有的猎物美人并不属于他。他不敢也无力挑战文化部长，他们的关系只能停留在监听者和被监听者这个界限。但不妨碍他采取报复行为。甚至在发现女演员与部长的暧昧关系后，他不怕暴露身份，当面劝说女演员不要再跟部长约会。老特工此举不是良心发现，而是这个单身老男人，眼睁睁看着一个大美人被比他权力大得多的官员充当护花使者，他显然的目的不是劝说女演员忠诚于她的丈夫，而是第三者的吃醋心理使然。他的一系列报复举动，都没有伤害作家夫妇，甚至主动保护他们，因此客观上也成就了他的善举。

   作家和特工都没有看到的丑陋一幕却是，刚才在行驶的汽车上，演员美人在文化部长恐吓、威胁之下，半推半就被强奸了。女演员深爱着她的作家丈夫。她献身是为了换得丈夫不被以“叛国罪”逮捕。这样的大爱，是被颂扬，还是被诅咒？爱有底线，自有其逻辑依据。

   作家开始怀疑妻子，即使几个导演、作家朋友提醒他，可能他家被监听了，他也一直不相信。他对独裁东德政府长期恐怖统治，已经习惯、麻木，进而顺从。他并没有警觉和深刻地体味，他以为自己是个能被当局容忍的听话的作家。直到一个好朋友导演因抗议严酷的政治气氛自杀，他愤而匿名写了一篇东德政府隐瞒自杀人口的文章，通过秘密地下管道在西德发表，才做出有限度的抗议。但直到影片结尾时，也就是柏林墙倒塌之后，逍遥法外的文化部长亲口告诉作家真相，他的家一直被监听了数年之久，包括他与妻子做爱，都被记录下来。他被制度包裹的自信心才迟迟醒悟过来。

   影片导演偏信恶的可救赎，太相信人性中善的力量，同时也就遮蔽了恶的残暴。特工魏斯乐的恶欲是被权力和工作职责遏制住了，他不敢越界。他非常明白，只要他公开帮助作家夫妇，等待他的将是监狱。威权制度让陷入其中的所有人都怀着恐惧，包括最高统治者，他害怕迟早一天受到清算。

   柏林墙在1961年矗立起来，到1989年倒塌的28年光阴里，东德秘密警察最为防范的就是阻止人民逃亡自由西方。7万5千人因为企图逃亡而被监禁，809人因为逃亡而丧生。大约7500名边境警察“监守自逃”，三分之一成功逃走，不成功的三分之二被关进监牢。东德政府总共动用了9千名秘密警察和17万5千名秘密线民去监控1700万人民——相对之下，希特勒只用了3万名秘密警察监控整个德国。17万5千名线民，包括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饰演特工魏斯乐入木三分的名演员穆荷自己，在两德统一后去察看自己的“忠诚资料”，发现有长达六年的时间，每天向秘密警察报告他的言行举止的，正是他的妻子。

   德国统一之后，那些曾担任线民的人为自己辩护：他们那样做也是为了国家，没做错什么。人们只能通过出卖和作恶才能活下去，抛弃道德和情感。让人看清这是怎样一个让所有人疯狂、惧怕的政府。摇身一变的文化部长也没有受到惩罚。老特工仍像从前一样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未受审判。转型正义——是全球制度转型后一个巨大的课题。前政权的邪恶意识形态清理反倒显得容易，而对待那些扮演前政权“掌舵者”和“螺丝钉”的做恶者，如何处置？各国基于文化、价值观念、宗教传统，进行了不同的选择。德国选择了宽容；前苏联“十月革命”后，选择了清洗，劳改营。苏联解体，各加盟国都宽容了苏共；中共的“新中国”选择了“三反”、“五反”和“反右”。人类应该相信善、美、感化、宽容的力量。大恶才有大善。淡化恶行，何来大善？这是影片逻辑悖谬的一处硬伤。如果影片再进一步突出作家、导演、演员等知识分子，因为对抗极权统治而被投进监狱，被秘密审判，甚至被谋杀，那制度之恶才能被完整地还原。事实上，当年的东德政府确有这样的恶行。《窃听风暴》很不符合东方观众“血债血还”的报仇心理。在他们看来，制度的丑陋伤疤揭示的太少，反而容易让人们忘记罪恶。历史可以淡忘，但罪人应该受到惩罚。只能说《窃听风暴》吻合西方观众的口味，它倡导的宽容、和解精神，在东方人特别是中国观众感觉很不过瘾，很费解，但绝对值得中国人回味。二战之后，为什么欧盟的版图越来越扩张，东西德合并，德国为二战赔偿、认罪。但在东方国家，同样是二战分割开的南北韩，至今没有统一。日本拒不认罪。中国抗日时期的“汉奸”要被杀头。文化和价值观的不同，导致民族心理、政治制度的路径选择，大相径庭。

   恐惧可以使人丧失对精神禁锢的反抗，选择顺从权力，让人性极度扭曲变形，自己却并不知觉。孟德斯鸠分析，恐惧的结果就是“静”，保持沉默，明哲保身，放弃反抗、自卫。女演员和老特工都选择了顺从权力，作家变相地进行反抗。所不同的是，女演员是被动的，受侮辱的，沉默的；老特工是自愿的，沉默的，却敏于行；作家是软弱的，本能的。人性确实复杂，只有在极端失常的社会，我们才能发现人性之美丑，虽然没有人愿意经历社会的转型震荡。

   老特工监听作家夫妇做爱，又被部长横刀夺美。心理失衡，他招徕妓女发泄。女演员因为精神压力太大，瞒着丈夫偷偷吸毒。买毒品时被安全局特工现场抓获，关进监狱。老特工被上级安排亲自审讯。承诺只要供出作家的打字机藏在哪里，马上释放她，当晚可以在舞台继续演出。演员屈从了。老特工赶在其他特工搜索之前赶去作家家，偷偷打开房门，将藏在木地板下的打字机带走。演员获释回家，欺骗她的丈夫说，最近两天她去乡下演出，身上很脏，马上要洗澡。这时特工们来了，先故意四处翻找。眼看一个特工在撬开地板，演员神经崩溃了，穿着睡衣，奔下楼，一头撞在一辆急驶而过的卡车上。一直不与作家碰面的老特工正站在楼下，他急跑过去。演员大口喘息着告诉他，她明白他在背后做的善举。演员到死也不知道地板下是空的。按照故事逻辑，她未必要以死明耻辱和愧疚，但按感情逻辑，她必须以死证明她对爱的忠贞。

   在恐怖制度下，每个人都用扭曲的行为扞卫着所谓的尊严、爱情、良知，他们不明白誓死扞卫的东西，已经荒诞到必须靠软弱、窃听、出卖肉体和编织谎言才能维系的地步。这些都超越了人的底线，但是在人人自危的极权社会，谁又能做得更好呢？在强大的制度挤压下，每个人都是弱者。用制度下每个人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合理性，揭示人性的弱点，反衬制度的荒谬，这正是该片成功之处。

   老特工因为打字机未找到被上级迁怒，安排去邮电局做邮检特工。他秘密拆开每一封信件，供其他特工检查可疑内容。东西德合并之后，他留在邮局做一个投递员。

   作家被部长点破，他很震惊，直到在家里墙壁上扯出仍在保留的窃听装置，他才信以为真。跑去开放的档案馆索取安全局特工监听他家的原始档案。管理员推来一小车，上面堆着像小山一样高的挡案，非常翔实。果然印证了部长的说法。5年来，他与妻子在家的言语都被记录在案，当然包括每次做爱。作家在档案里也找到老特工的照片和后来的去处。他坐在车里，远远看见老特工拖着手推车，挨家挨户送信件。老特工偶尔在街头看见作家的新书海报，配着作家巨大的照片。对他连续监听多年的作家，他太熟悉了。他走进书店，打开新书，突然看见扉页写着大意“送给HGW XX/7”的话，“HGW XX/ 7”正是他写在每份窃听报告上的特工代码。他买了一本。

   《窃听风暴》情节温馨、平实、单一。它无血腥无暴力，它不挑战政治，只讲唯美的故事，它无法激起联想，产生共鸣。不错，这是别人的生活，跟我们无关。但是，它真的跟当下的中国人无关么？显然不是。中国人近60年的生活场景，比它恐怖得多。影片导演显然试图通过扭曲的个体来反映一个时代的政治和制度，观众能够感受到，但受感染的力度却没有那样强烈、充分，远未达到高潮。这样的题材，只有留给经历过前苏联、中国、北韩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制度更为长久的人来拍摄，才显示厚重和真实，更接近历史。就像只有索尔仁尼琴才能写出共产制度罪恶的《古拉格群岛》，德国人是永远达不到它的高度和深度的，包括整个西方。《窃听风暴》的续集要由中国人来写。

   片尾文化部长不无嘲弄地告诉作家：社会主义国家都搞窃听。既为自己开脱，又说出事实。妙，这句台词真正地高。点睛之笔。就凭这句话，奥斯卡评委还算眼中有珠，《窃听风暴》获奖无愧。估计中国不会把《窃听风暴》当作大片引进的。